希勒教授在耶鲁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气质儒雅，文质彬彬。2009年，复旦大学教授王永钦约见了希勒教授，希勒表示中国故事的开局不错；不失时机的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变革才会使得这个故事完美地演绎下去。“再过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面貌会大不相同”，希勒最后说。

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和信心，人们自然会问：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廉价谈话（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价的信息传递）来实现既定目标？希勒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公众对经济的基本面会有自己的认识，对政府故意做出的乐观表态会有自己的理性预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骗出一个好的均衡”。政治家应该说真话，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还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都应该如此。

基本的人性在世界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在高速增长下，人们将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又是很特殊。我相信，中国许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都将经历泡沫，投资者将会感到非常失望。虽然如此，中国现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仍然非常惊人。中国人需要避免过度乐观的情绪，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资方式，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在中国人的收入和房屋价格之间有差距是很自然的。如果在未来数十年里，上海平均人口收入，能够增长至与纽约相当，那么房地产价格应该被哄抬到现在的价格水平。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所有事情都表明，中国的收入与房屋价格裂痕仍然非常巨大，而且泡沫很有可能会破裂。

无论是谁，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会希望生活在一个贫富有巨大差距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差距被公众视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围的人都对你的富有很愤怒，那么你即使是个富人，你的生活也了无乐趣。每一个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只要是通过努力的工作和承担风险进行的投资，那么即使是某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也是完全正确的。人们设置社会规范，在游戏规则内获得财富，就可以获得这些财富并不被仇恨。我们所要小心的，是让收入分配在多数人认为公平的范畴内进行。

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在不平等现象指数（我也曾将其称为不平等现象保险）的指导下，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他们反而应该提前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

不平等指数可以有两种编制方法，一种能够逐渐使不平等差距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其目标就是单纯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针对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关于“今年中国的房子泡沫会不会破灭”的问题，希勒回应说，他不知道会不会破灭，但上海一直是跟纽约、伦敦比较，而也许这个比较的参照标杆不对，比如说伦敦、纽约的房价就已经高估了，然后上海比它们还高估。

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国主要的城市买房，房子的价格实际上是数倍于他们的年收入的。我们在加州用电脑分析房价和收入比，看到的数字是8倍和10倍，我们就觉得太高了。”当得知深圳房价和收入比接近36倍时，罗伯特·希勒为深圳高房价感到担忧。

从长期看，中国是否需要国有大银行的存在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以前经常听到人们抱怨这些大银行：它们带有太强的政府色彩，它们的存活依赖政府的支持，它们常常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发放贷款，价格机制无法制定。从短期看，如何让它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使它们起到稳定中国经济的作用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据我了解，他们的业务操作不是完全独立的，因而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作为企业，这些国有大银行应该成为政府色彩较淡的金融机构，尽量减少政府对它们业务的干涉，我想这个过程的转变可能比较困难。这缘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危机和问题也必然是大量存在的。

我认为混业经营也许是世界的趋势。在欧洲，一些被称作“综合银行”(universal bank)已经把这些业务都结合起来了；在美国，目前还是分业进行的，但趋势是混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