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七千万海南嫁女,再一次激起我们对仇富的讨论热情。经过了改革30多年,类似于“剥削”、“资本家”、“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早就失去了曾经的话语市场,而原教旨的单纯对于财富恐惧和怨恨的仇富也随之失去的道德合法性。但是仇富现象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尤其近些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能简单的归结于众人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
七千万嫁女当事人邢利斌
仇富不仇袁隆平
袁隆平先生为自己老伴挑选座驾,并透露“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的信息。针对袁隆平老先生坐拥六七辆车的新闻,在网上也掀起一番热论,但出乎意料的是网友们对袁隆平并没有口诛笔伐,而呈现众口一词的支持态度。[详细]
仇富就变成了一种落不到实处的指责
常见的对仇富指责的回应,是我们并不无端地仇视财富,我们仇的是腐败、官商勾结、财富的来路不正。如此这般,仇富就变成了一种落不到实处的指责。没有人觉得这个指责跟自己相关,没有人承担责任,更没有人去反思。[详细]
重新定义仇富
或许应该重新定义仇富的含义:不是指无端地仇视财富,而是在没有任何调查结果之前,就无端的把别人财富与腐败、官商勾结等挂钩起来。对未经证明来路正当的财富都带上有色眼镜,做来路不正的有罪推论。仇富的心理本质,看着谁富了就觉得这人肯定有问题。[详细]
胡释之说:
朋友问我怎么看山西煤老板办春晚嫁女遭讨伐,我说是仇富。立马就有另一个朋友反驳说,这不算吧,如果是靠违法犯罪致富的,总不至于要保护吧。我说没看到任何人拿出违法证据,无非是大家都武断觉得发财必不义,这就是仇富的心理本质,看着谁富了就觉得这人肯定道德有问题。
对未经证明来路正当的财富都带上有色眼镜,做来路不正的有罪推论,其实是基于企业家的原罪论。特别是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人们也同时开始质疑财富聚集的正当性。在一个制度渐变的转型国家,任何商业上的突破和创新都意味着与现行法制的冲突,因此便存在着无数的“灰色地带”,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创业的原始积累阶段有过种种的灰色行为。很显然,对原罪的质疑,既是部分的事实,也是贫富差距拉大后的公众心理失衡的反弹。 胡德平:民企无原罪 改革必须吃禁果这样的说法就是对民营企业歧视的一种意识形态。有个企业家说得好,他说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最先吃到禁果的人也是吃到甜果的人。我觉得他说得就非常好。[详细] 茅于轼:不保护富人,大家就都是穷人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对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详细] 吴晓波:企业家原罪是制度性原罪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详细] 任剑涛:权力原罪导致财富原罪资本权力经常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行为的正当性是勾连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无法从制度上遏止钱权交易,甚至发展就依赖于这种不公平。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权力原罪”导致了“财富原罪”。[详细] |
其实,企业家原罪与否已经不重要,作为上一轮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是我们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要明确这样一个概念,改革不是消灭既得利益。消灭既得利益是革命,不是改革。改革不是打既得利益者的主意,而是培养新的利益阶层。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永远不应终结。除此还有一个改革策略上的考虑,只有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才会遭遇更小的阻力,取得更大的效果。
张五常:对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
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难以进行,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我建议用钱赎买他们的权力,但有人说情理、道义上说不通。[详细]
张维迎: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详细]
郑永年:改革不是简单打倒既得利益
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断了他们的后路。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详细]
在这里我们推出几位榜样级的企业家,并不是为了对企业家的原罪的反证: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原罪论可以休矣!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试图去定义和提倡一种善的财富观。还有,在另一个层面上,或许在某一方面为我们改革提供信心:在规则中,中国人也可以做的很好。 蒋锡培:梦想的"N+1"次转移蒋锡培说:“有钱只为自己谋幸福,幸福就会变得狭小。”远东集团先后招聘数千名残疾员工,目前在职残疾员工就有1000多人。2007年5月17日,远东集团成立远东慈善基金,专业为残疾人士提供帮助。这是蒋锡培的第五次转身。[详细] 曹德旺:无中生有有还无对于富豪与企业家的区别,曹德旺认为,“富豪是有钱就毫不保留地追寻享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总之,享受是富豪们生存的目的。企业家考虑的是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强,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个人生活享受看得很淡。”[详细] 何享健:"第五级"领导者2009 年,何享健功成身退,将美的电器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美的是上市公司, 不是我个人的。”美的集团决策层没有一个何享健的亲属。何享健的太太作为当年的创业者之一,1993年被劝退时还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详细] 李书福: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拥有巨额财富的李书福住的是十多年前的旧房子,吃的是职工食堂,开的是吉利汽车,穿吉利皮鞋和吉利工作服,他的西装价格不超过300 元。李书福说:“我感到幸福,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我的理想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详细] |
民间对山西富豪奢华嫁女口诛笔伐,仇富心理可见一斑。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比起民间仇富,国家仇富的副作用更甚,无论是晋徽商人还是海商粤商,无不在专制和动荡的社会里,在财富积累与财富归零间反反复复。这难道是中国商人的宿命?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希望我们能打破这样的宿命,因为企业家的命运关系到一个国家能走多远。
晋徽商人:危险的生意
他们都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盐业政策的国退民进是盐商创富缘起的必要条件,但在创富过程中,盐商日益滑向了对官权的依赖。对官僚千丝万缕的勾搭让中国商人不具有建构独立人格的机会,尽管他们在商场上长袖善舞,但不能独善其身。[详细]
山西票商:政商之间界限被打破
山西票商开始比较纯洁,进入发展快车道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官府财政捉襟见肘之时,正锐意进取的山西票商在不经意之间与官府搭上了肩背。当这种不经意愈日演变为一种行为惯性时,政商之间应有的界限被打破。[详细]
亡命海商:走私与开放的挣扎
绝大多数时候,海商是以非法的角色活跃在海外贸易中。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但他们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最后一个个身首两端,书写了魔幻般的宿命人生。[详细]
世界首富:灰色的十三行商人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潘启成为复设的公行首任商总。以公行的再次成立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真正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之后,潘启成为广州首富。[详细]
保卫社会:最后的辉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七七事变”后,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民国政府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国家资本全面进入原来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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