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任志强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们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网友有话】
任志强出生在一个红色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山东赴河南参加革命，在素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开始了革命生涯。1938年，刘少奇和李先念从延安来到竹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任泉生成为李先念的部下，解放前官至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是北京市二商局的党委书记，局级干部，在计划经济时代负责食品、烟酒等物资的调配。
任志强一直在北京西城区生活，初中考入了35中，最有名的校友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紧张，国家维持了庞大的军队体系，北京实行男女分校制度，男校是兵源之一。“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兵理所当然。”任志强说。
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与资产阶级复辟路线斗争到底。高干子弟们比较早接收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西城区和东城区的高干子弟们率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保卫党的事业”。
“文革”从北京开始席卷全国，任志强年岁尚小，但他的哥哥已经成为西城区纠察队一司的副司令，也曾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和中南海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
“文革”进行两年之后，红卫兵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工厂陷于停顿，大量青年无法就业，这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1969年春节前夕，17岁的任志强到了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这也是王岐山插队的地方。潘石屹曾在微博中爆料，“领导说，那时任志强小，我带他一起上山下乡去的。”这位领导就是王岐山。任志强却调侃：“毛主席让去的，不是他。不就是个学长吗？升了官还是个副的，在我眼中仍然是个辅导员，这个‘员’可比‘长’更值钱啊！”下乡8个月之后，任志强在济南军区参军了，同去的都是李先念老部下的孩子们。“你父亲是谁啊？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详细]
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详细]
问秦晓，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他想了想说，什么都不用，忘记最好。这是否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外界无从得知，但显然当后人回顾历史时，肯定不会把秦晓单纯当成一个企业家。2007年，秦晓与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会。何迪是前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也是秦晓的发小。博源基金会有着显赫的成员名单：吴晓灵、高西庆、李剑阁、史美伦、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易纲、王波明、金耀基、金观涛、周其仁、许小年……。
一种对秦晓和博源的批评声音是：一些投行为博源提供了资金，这些资金提供方希望以自己的想法影响更高层。秦晓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说："我自己就拿出了上百万，而且基金会出资方与基金会运作要切断。中国每年吸引如此巨额的外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香港的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集中了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方法论和模型、数据都具备，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除了这些经济、金融话题外，秦晓开启了一场中国现代性话题的讨论，他开始呼吁一场新的启蒙，呼唤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并重新审视中国模式论。是什么让一个喜好高尔夫和围棋的国企管理者(秦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只是职业管理者)去讨论这些宏大而艰深的话题。
他有许多问题在思考——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意识形态)。秦晓用"现代性"作为理论突破口，他的很多朋友一开始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但秦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当他把这些思考开始向外界宣布时，抨击随之而来。[详细]
“华远最大的特点是国有产权，民营化管理。”任志强或许内心并不太认可这种模式的优势，但他坚信民营化的好处。他说，“竞争的好处就是非竞争的坏处，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最差的，为什么我不能选择市场的方式管理企业？”
任志强有过一次机会，原本可以成为柳传志一样的企业家，他放弃了。2003年，国资委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有资产的划定，此时才发现华远没有划拨资金来源，算不上国有企业，“当初借款20万就干起来了，和柳传志的联想一样，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没什么区别。”
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任志强说他要坚定捍卫和保护国有资产，2003年之后，华远集团的利润率从33%~44%降至15%，但华远集团依然是西城区最赚钱的国有企业，他说“政府说什么就要做什么”。但任志强也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他要捍卫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权利，因此要推动改革，消灭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是完全对立的，这不是我说的，陈志武、张维迎、许小年的书里都这么说，企业的生存基础就是盈利，不然生存不下去，但国有企业的任务应该是花钱支持社会福利，这不能叫企业，应该叫单位。我们不能要求国有企业去市场上竞争赚钱，又要承担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任务，一个人怎么能担任多种角色呢？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就一定会有垄断。”[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