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弓之鸟

徐元章是在1951年随其父亲一同搬入宝庆路3号。曾经的上流阶层一夕间变成了普罗大众，甚至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下会自觉矮人一等。

“那时候精神压抑得很，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赵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样，虽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在外却表现得极为收敛。“那时我们在中西女校读书，都是富家女，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敢穿白袜和黑布鞋，简单的白衬衣配长裙。”赵曼芙只在家里，才会穿上亲友从香港寄来的牛仔裤，满屋子转悠。

“我可不管，照样穿着‘老人头’皮鞋和料子裤出门，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朱廷嘉在抗战期间，随家人跑去香港避难，解放后又跑回上海，“那时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飞回来。”

根据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里并不收敛。周宗良离开上海后，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内地产业的负责人。他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耗费4万美元游玩欧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挥霍的同时，周宗良却在香港病入膏肓。由于当时香港市面不景气，年事已高的周宗良无力打理产业，只得托付于两个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遗嘱：内地财产分配比例为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国内财产多为不动产，加之周氏家族人丁众多，致使继承关系更为复杂，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产纠纷的缘起：拍卖宝庆路3号，以便周氏后人用现金方式分割这座不动产。

徐母周韵琴于1957年赴港奔丧。处理完香港事务，国内却开始变得不平静，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周韵琴无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团聚，但当时身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党员的徐兴业知道，此时申请出国比登天还难。

徐元章从此再未见过母亲，但是作风洋派的母亲留给他的影响确是根深蒂固的。周韵琴赴港那年，徐元章开始学画，与母亲师从同人。周韵琴临走前的一个随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毕生的事业，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画以上海各处的老洋房为摹本，加上他的想象，再现摩登年代里这些建筑中弥漫的class气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会里，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现频率极高，却从来不跳舞。周麒为人低调，寡言静坐角落，若非边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结婚时的女傧相是宋美龄，还真不知道周麒竟来自于当时上海滩上真正的世家。

周麒的外祖母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外祖父聂缉规曾出任上海道台，并一度成为上海纺织界的泰斗。后周麒三舅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一度成为上海民族纺织业的中流砥柱。

解放后，聂家在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等运动后，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最让周麒为难的，是聂家根深蒂固的“洋务”传统，遇上了50年代那种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格调，该如何在矛盾中自处？周麒的表哥们早早地丢弃了家中老照片、旧账本、信札、纪念物，或是把家当送人，上缴大屋。

而周麒却依旧坚持着他在摩登年代里形成的喜好——打桥牌。也因此，改革开放后，周麒所着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在国际桥联作家协会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文章，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

“我不喜欢跳舞，不过我喜欢来宝庆路3号，这里的人有共同语言。”周麒看着比他年轻的老克勒陶醉地舞着，忍不住用纯正的美声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词。

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