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离去的老克勒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饭店舞厅重新开放的那一晚，朱廷嘉们为之欢呼雀跃了好长一段时间。“5元一场，我们快跳疯了。”百乐门重新开业的时候，就数他们最兴奋，抱头大哭，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

赵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缝师傅。那人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出身的，后来在上海时装公司工场间做大路货，赵曼芙叫他周裁缝。需要时扔一张明信片给他：明天晚上来我家白相。他就心领神会了。赵说，女人和她们的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是一种一辈子的追随。

1980年，和平饭店恢复成立老年爵士乐队。久违的吉米·金和他的伙伴登台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们蜂拥而至。音乐响起，老上海的丰韵在这里铺展开来。朱廷嘉坐在底下，泪流满面。他的一个舅舅，另一个老克勒，便是乐队成员之一。

1984年10月24日，蒋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亲从香港寄来了房屋委托书。徐元章也如愿以偿地搬回了宝庆路3号。

1989年，台湾人盛扬忠，第一次到上海。这位57岁的设计师是百乐门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寻找百乐门舞厅。一开始还误以为南京西路百乐门大酒店是在原百乐门遗址重建，十分惋惜。后来总算看到外观完好的老百乐门，还有些失望：似乎没长辈描述的那么富丽堂皇。

台湾人对旧上海的怀旧情绪直接影响到1990年代的上海。从那时起，上海掀起了第一股文化浪潮——怀旧思潮的复兴。

当新上海越来越有能力去复制好几十年前的老上海时，老克勒逐渐显山露水，并从文化上得到了确认，“老克勒”这个称呼也正是在那时被创造了出来。

这份肆无忌惮漫延着的怀旧氛围，催生了老克勒回忆中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昏黄的灯光，浓重的阴影，黑暗中闪烁的眼神，老式的座钟，飘逸的旗袍，也将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征放大开来——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腿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纤毫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考究的老克勒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滥的美国水手腔，并为此分出不同等级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讲究。他们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打英文信件的习惯，他们仍然听二三十代的爵士音乐，戴他们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劳力式、欧米茄，跳那个年代的国标。这些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将此等同于高贵、上流。他们不能忍受时下流行的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样是国标，他们也严格区分开来。

“以前跳舞和现在完全是两样的。”朱廷嘉说。在他眼中，交际舞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绅士之间的比拼，而舞场就应该像徐元章周末举办的homeparty一样，弥漫着一股儒雅迷人的气息。

与外界、当下的这种格格不入，让老克勒更像一个孤岛，杵在大上海。他们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泰电影院、德大西餐社、华侨大厦流连忘返，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们忽视的角落。

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看来，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着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