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学员：我们急需这种启蒙

当问到来西学教室学习的原因，学员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兴趣”两个字，一位国家干部说：“早就想了解一些西方的哲学、西方的历史，虽然以前有只言片语的了解，但想系统地学一学。没有兴趣，也不会有动力自己去找这些东西来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所谓“西学”，是关于西方研究的简称。在现代学科分类上，它明显具有中国的特征，是相对于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而言的。但是，北大所办的西学教室另有一番意义，这就是在西学东渐几百年来的历史的基础之上，对西方文明作一个整体的梳理，给当代中国社会的中坚阶层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什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他们提供一个有关西方文明核心内容的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同时也让人们了解这些因素的源流和发展，它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韩水法认为，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无处不在的西方因素，以至于人们都已经将来自西方的因素看作了自己传统的东西，而将自己传统固有的东西又看作了外来的东西。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致命的一点是，由于不能区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因素，那些积极的、持久的、至今依旧有其影响的东西与那些消极的、短暂的、至今已经销声匿迹或处于穷途之末的东西，国人常常不是取法前者，而是将后者当做宝贝不放。这样，就造成双重的危害，一方面，后者通常是中国传统精华的最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没有学到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并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西学教室的课程就是要在这里下一些功夫，来一次对西方文明的正本清源。当然，从目前来看，西学教室的学员都是有很强的求知兴趣、很高的文化自觉性的社会中坚分子，多数人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西学教学的课程首先是学术性和知识性的，这就是说它有系统的课程安排和讲授，提供系统的知识，从古希腊哲学到当代艺术，从西方法律理论到当代电影理论都会教授；其次是开放的和研究式的，讲究教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讨论与互动，教师也会提供许多的参考书，供学员深入学习。这个课程当然也是一个探索，也是我们首先设计出来的。它也会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

一位做企业管理工作的学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对形而上学的看法，以前这个提法是僵化教条的一个代名词，说某人比较迂腐就说他形而上学，经过再学习中还原这个概念，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她还说：“西方文明的一些核心概念是人类精神的精华，但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一直是用带有贬义的味道来介绍，拿过一个词来不加分析就说是错的，这对我们的思维是一种阻碍。”

乾元西学教室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请西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概念进行详细解读，厘清其中一些有争议的理论和概念，成就一些中西融会贯通、真正拥有国际化眼光和思维方式的管理人员。

学费问题一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国学教室和西学教室遭争议的主要原因。确实，高额学费并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对于这个问题，田丽亚有她自己的解释：“客观地说，这个学费不算高，这要根据现在高端培训来横向比较以及从我们课程的内容看。比如MBA、EMBA，只要大家明白了我们从国外引进的类似这样成熟的管理课程，对我们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帮助的，就都接受了它们的高学费，而且，不管多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而乾元国学教室、西学教室带给企事业管理者的是由器向道的升华，我们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是精神的、思想的，我们的师资及课程设置都是最强的。如果这样比较，我们的课程应该是超值的。”

比起动辄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MBA、EMBA学费，国学教室、西学教室的学费并不算高，可这些课程真的物有所值吗？对于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回答莫过于学员们自己。在直接提问下，学员们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值。他们认为，从文化内涵来讲，国学与西学教室的思想性的深刻程度更厚重。

在当前国学大热的背景下，开办西学教室是有一点风险的。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学习、家庭教育的环境里，接受起来并不困难，甚至带有相当的主动性。而西学对于国人，仍然需要有个接受的过程。正如采访中一位学员发出的感慨：“中国太需要这样的启蒙了！”

教育专家：为教育缺憾补一堂课

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赵玲玲坦率地说：“说实话，成人教育基本上是亡羊补牢，虽然犹未晚，但是已然晚。”据她介绍，在台湾地区，虽然有相关的国学、西学教育，但没有在中学乃至大学系统开设相关课程。这与内地情况相似，自我们接受教育开始，就没有一门课程来系统地教授国学、西学知识。

记者还就此问题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他说：“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方案里面大多是专业教育，所谓通识方面又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社会的核心概念涉及较少，这样一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缺憾。”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太注重专业教育，缺失了人文教育。”

针对这种情况，别敦荣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大学开设诸如《西学概论》、《西方政治》、《西方社会》等课程，进行系统化的西学教育；国学也采用相似的措施，以求解决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所出现的缺憾。

但赵玲玲对此有不同意见--以开设相关课程的形式在国民教育体制中开展系统的国学、西学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具体操作起来，目前来讲还有困难。她说：“困难在于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比如欣赏一出戏，你得先了解这部戏，谁写的，当时为什么编这个剧目，这样欣赏才能够进入状况。”她认为，师资力量的缺乏是在国民教育体制中开展国学、西学教育的最大障碍。

北京大学哲学系乾元国学、西学教室学员主要是政府部门、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社会精英。可是知识体系的欠缺让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这才出现外地老板坐飞机到北京补课的情景。乾元国学、西学教室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以成人教育的形式，依托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富的教学资源，为这些人补一堂课，也为现行教育体制的缺憾补一堂课，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

在接受采访的专家中，对于国学、西学教室的开办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刘海峰说：“管理人员了解国学、西学这样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哲理方面的东西，虽然表面看起来没什么用，但在他们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会有帮助。”

别敦荣说：“我看到有些报道，说老总把国学、西学当做身份象征，丧失了国学、西学对于人的素质培养的最基本功能，这些看法有失偏颇。对老总也好，一般员工也好，进行国学教育都是有必要的。”

但他进一步指出：“国学、西学教室实际上是对教育缺憾的一种补充，他们不是专门组织专家去研究国学、西学，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普及性的工作，对一般的人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其实是很容易达到的。”

虽然是一些基本的知识，但由于教育的缺憾却成为通识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也许以后教育不断发展，从小就接受全面的教育，国学、西学教育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这样全面的教育。正如赵玲玲所说，亡羊补牢虽“已然晚”，但“补课”的积极作用仍然不容忽视。

乾元教室负责人田丽亚说：“我们对国学、西学的普及，对西方全面的了解，都是应该从小抓起，这是百年大计。但是我们得积极面对当下这个国学、西学教育缺失的情况，设计一些更符合成年人学习的课程，研究如何为成年人补上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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