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达沃斯人”的激动与迷茫

“交通不便，一路辗转16个小时，去时想着以后再也不去了。”2001年，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初次到达沃斯的路上则是满腹抱怨，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他被迷住了，接连去了六次。“达沃斯是一个说狂话、空话的地方，总是能够给我方向感。”

“达沃斯是思想汇集的地方，是思想的假日、思想的节日，是启发心灵的地方。只要你有想法，交流起来就能获得认可。”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1997年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达沃斯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田加入网通前就受论坛上电信业“放松管制”话题的启发，田现在主做的宽带产业基金则是发轫于2005年论坛上的“数字生态系统”。

“达沃斯论坛是有影响力的企业、有影响力的人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来影响世界的舞台。已经过去半年了，达沃斯引起的震撼在我的心中一直没有停止。”2007年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在一篇文章中吐露心声。

“达沃斯是形成全球共同价值观的地方。”在2007年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对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的欢迎晚宴上，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这样总结。

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总制片人王利芬在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描述了那个被称为“有一种失重感”的瞬间，“2005年1月，我第一次去达沃斯。在主会场的一个并不大的咖啡区，我看到索罗斯与人交谈，迈克尔·戴尔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匆匆上楼，美国参议员McCain坐在沙发与别人聊天，管理学家哈佛教授迈克尔.波特正在电脑上查阅他的日程，Google的CEO施密特在与《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交头接耳，远处一群保安和媒体记者簇拥着英国首相布莱尔向主会场走去，还有数不清的全球500强CEO穿梭其间。”

在调查中，“趋势”是中国企业家们提及最多的一个关键词。马云称他在达沃斯找到了很多“趋势性”的理念。“‘全球化’、‘企业公民’、‘环保创新’，这些概念基本都是在达沃斯首先提出的，3年-5年之后中国才开始讨论。”更为关键的，这种趋势也带来方向感。“2001年互联网大势不好，该往哪里去？当时听到克林顿有关美国‘9·11’之后应该往哪里走的演讲，他讲到了使命感驱动，我茅塞顿开。”而阿里巴巴的“诚信通”则是马云在达沃斯上受穷人银行家尤努斯的启发。

“氛围”则是另一个被较多提及的词汇。在田溯宁看来，“全球化、互联网，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达沃斯有其他论坛上很少有的气氛：每个人都在走动、每个人都在交流、每个人都想见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见，让所有的沟通变得更加有效。”而马云则认为，“在达沃斯没有人会觉得你在说大话、空话，6年前尤努斯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全球最富有的人面前说‘穷人比富人更有信用’，并没有人把他当作疯子、狂人。”

中国企业家参与达沃斯论坛，中国企业联合会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英回顾道，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企联组织中国企业家参加达沃斯，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田源、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等都是早期的参与者，企业家们的统一的反应是“信息量大、层次高、讨论的问题比较超前，能给出方向感，看出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这些“达沃斯人”的震撼，却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广泛性的影响。中国1979年就开始派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一直少之又少。2007年，在达沃斯出现的中国人不超过50个，而参会人员总计2000多人。在论坛设定的228个议题当中，中国人参加主要讨论的则不到30个。虽然中国话题在达沃斯逐年升温，但改变不了“去了的还去，不去的还不去”的境况。

数十年来，达沃斯上的“中国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早期的政治力量为主，到后来的企业家力量的加入。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早在1992年就参加达沃斯论坛，见证了这种变化。在他看来，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达沃斯请李鹏总理去，是有一定胆量和压力的，当时的论调是中国要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达沃斯论坛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说，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坚定决心。1998年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充满了疑问，李岚清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作了《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讲话。“1992年、1998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甚至对国外的大规模投资起了决定性作用。”吴建民说。

在芮成钢看来，达沃斯最显著的变化是“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中国威胁论，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坏得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中国的地位和声音我觉得还是不够。”2007年3月10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达沃斯归来分享沙龙上，前UT斯达康中国总裁吴鹰如此表示。让吴鹰印象深刻的是一件事件，在一次电信行业会议的上，有十几个电信行业的领军人物参加，其中也有中移动总裁王建宙，“王建宙来晚了，我特地跟身为主持人的摩托罗拉总裁爱德华·詹德说：中国移动的老板来了。但他并不重视。”

并非去过达沃斯的每个人都在达沃斯感受到了兴奋。正略均策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赵民表示，他去过达沃斯四五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没什么意思，贫困、环保、全球变暖，第一次听觉得挺有意思，第二次还能接受，第三次听完以后就觉得烦了。”在他看来，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关心的还是企业的发展、运营等实际问题，更虚、更空、更高的问题，没有办法在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心中引发共鸣。

“英语短板”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反复被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副总监张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央电视台英语主播芮成钢、原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潘承烈提及。“在达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讨论的形式进行，不仅仅要会英语，还要能够用英语探讨行业、专业问题。这成了多数中国企业家迈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这对同样是新兴市场热点国家的印度为何在达沃斯表现活跃给出了理由。英语基础好、民族性格开放让印度企业家在达沃斯大大抢了中国的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