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家吕梁

2007年10月29日 14:39
来源：《财经》作者：胡舒立李巧宁李箐

人参与条评论

可能是2001年最为重大的证券新闻，在仅有两天的元旦假期结束后就爆发了。K先生吕梁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反常态地主动联系媒体，要讲述中科创业(代码0048，原名康达尔)股价跳水后面的庄家故事。一场规模空前的庄家操纵市场案于是浮出水面。

虽然确切原因仍不得而知，但吕梁向媒体“自曝内幕”显然有其自己的需要。所以，对吕梁的采访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了利用与反利用、操纵与反操纵的博弈味道。吕梁对这些是不陌生的。在成为证券市场的大人物之前，他有过一段成功的记者生涯。

初访吕梁是在1月6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北京下了一场大雪。《财经》记者胡舒立晚11时来到亚运村北辰花园5号楼。这是一处豪宅，也是吕梁的大本营。记者到达的时候，吕梁正与沈阳飞龙的董事长姜伟及其财务顾问王巍在一墙之隔的会议室里谈判。在姜、王走了以后，采访进行至次日凌晨3时。谈话从西北的苜蓿草项目开始，以他斥责中科创业经理管理层为“一帮犯罪集团”告终。

次日，传来消息，沈阳飞龙入主北京中科。

再访吕梁是在数日后的一个下午。由于是白天，吕梁的豪宅呈现出一个指挥部的模样。律师和助手们进进出出。吕梁在楼上楼下来回跑，采访断断续续。姜伟与王巍也在场。“我做的应该叫什么？”吕梁说，“串谋操纵市场？”他查过，在《证券法》上，这一条罪名的量刑幅度是有期徒刑五到十年。

三访吕梁是1月19日上午。采访仍在北辰花园5号楼进行，但这时据说这处豪宅已被吕梁抵押出去了。

在三次采访中，吕梁始终温文儒雅。吕梁虽败，但不服。他相信中科创业崩溃不是其“理论”失败，而是基于一系列偶然事件。他最担心此事影响他的“信誉”——能够策划、指挥和执行庞大的市场行动的庄家的信誉。但此事由不得他。“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他完了。”一位同行说。

胡舒立李巧宁李箐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中科系于2001年到来之际崩溃，吕梁个人此番庄家生涯亦将就此结束了。那么，中国股票市场的 “庄家时代” 呢？

1、亮相

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不过，就在中科创业(0048)于阳历新年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之后，这位颇以“先知先觉”自诩的“庄家”还是坐不住了。元旦前的最后一个周四(2000年12月28日)，他就曾通过人找到本刊编委，《财经时报》总编辑杨浪，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做庄中科创业(0048)的内幕情况，但不可透露他的名字。杨浪坚持表示，要报道便不可能回避这个基本事实。

吕梁犹豫了两天。2001年元月1日晚，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自己家中，他终于面见了杨浪和本文作者之一，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在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之前0048的名称)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当时，采访是不被允许录音的。而且，显然是吕梁坚信自己更长于写作，第二天他又向报社传真了一份题为“中科崩溃内幕”的文字稿。

《财经时报》并没有在周三(1月3日)立即发表这一独家采访。那正是“中科系”搅得市场上动荡不已的日子，兹事体大，编辑部要再做一些调查。谁知吕梁提供给报社的文字稿绝非独家，至周四(1月4日)，网上相关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至周末，《财经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中科创崩盘的“内幕消息”。当然，在当时，真正见到吕梁本人的只有《财经时报》记者。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中仍包含着重重疑雾，但最核心的事实却公之于众了。人们确切地获知，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K先生”。

从去年以来，证券监管层为了查处操纵市场的“恶庄人物”曾想过种种办法，无奈庄家们一人控制上千个户头，到头来串通一气死不认账。

这一回，终于有一个庄家，而且堪称“超级庄家”，自己站出来亮相了！

2、前传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

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黄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

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出任特邀编辑，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梁从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记者，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

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

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3、吕梁、“朱大户”、北京机构的结合

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

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财经》杂志尚无机会向朱本人核实当时的细节，但在深圳的康达尔公司总部采访，可以感觉到该公司管理层与朱焕良确实相当稔熟，不少员工甚至干脆直呼其为“朱大户”。据吕梁向《财经》提供的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叙述性材料透露，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没有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以彼时的勃勃雄心，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曾经允诺向《财经》出示相关文件，但最终没有兑现。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我们至今尚无法确切地知道，参加吕梁此轮豪赌的“北京机构”主要包括哪些单位、哪些人，中间牵线的券商又是哪些公司。按吕梁本人的说法，在国内证券投资圈子里，佩服他的理论、追随他的投资模式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有“较高的文化品味”，“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前往听取他的见解、服从他的指挥的那些机构代表人物，主要是公司头面人物，“例如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

这种说法或许并非完全虚构，不过理论或理念无论怎样冠冕堂皇都只能是遮掩。将钱交给吕梁的“北京机构”们当然知晓市场法规，也知道自己一旦签约便纯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只是眼前的利益诱惑过于巨大，此时，谁也不愿意去考虑可能的法律后果了。

4、媒体操纵者K先生

吕梁把K先生发表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深蓝色的封面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在组织资金接盘康达尔后不久，吕梁又以更高调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到底是记者出身，吕梁对媒体的力量相当熟悉。1999年春，他以K先生的名义，在对二级市场影响很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对话调子很高，主要是在市场一片狼藉的形势下大言“机会来了”，同时为自己的看法贴上了“讲政治，做大势”的政治标签。这篇在今天看起来主要是高谈阔论的文字中，讲大势的吕梁只是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自己的具体需求--先在某处说应当把对“投机”这个词的认识变成“风险投资”的一种；后来又在另一处提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比起市场上那些串联股评人士公然“点股”的低俗手法，吕梁的办法高明得多。不过只要认真排出时间表，仍然可以看出吕梁的文章大手笔与他的市场操作恰在同一时段。他的谈话发表在3月6日的杂志上，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而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对话文章好，影响大，周刊为满足读者需要，刊登了一批讨论文章。吕梁借势将自己的文章做得更大。在此后两个月中，他连续四篇讨论，一直冲到5月8日。

在第二次对话中，吕梁在继续主张“做多”的同时，干脆直接谈到了“市场应该至少有一两本专业的权威刊物，一两个权威的王牌工作室，一年只要研究三两只股票就够了”；并且再次小心地强调，“我们中国人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口味”，“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农业这个领域中国人完全可以与洋鬼子叫板”。

至第四次对话，K先生给人的“战略家”印象已极为深刻，提出了“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的口号，并终于在文章中公开点了康达尔的名。K先生称，“比方说合金、湘火炬、康达尔，这是试金石，它们的走势完全摆脱了大市下跌的纠缠，构成了对传统市场分析方法的嘲笑”。此时的K先生已经成了被人追捧的战略家。

在今天冷静地复读K先生当时的文字，可以看出吕梁的确谈出了对市场的某些积极看法，很煽情也很独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几天后突发的“5·19”井喷行情。例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强调的是“市场下跌和基本面的大调整是一致的”；“我们判断这个市场下跌的趋势还会继续，因为基本面的调整还看不出有大改善”。他甚至说，“市场不能启动，这时候盼望大牛市是极不现实的”；希望只是在“重组”。

5月8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发表，正逢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股市随之震荡。有意思的是两周后竟出现了“5·19”，市场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喜出望外，雀跃不已。这时候，显然是借助了一系列“有心栽花”的动作，市场上种种说法将“K先生对话”与“5·19”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利益极大的市场，人们需要一个让多方取胜的预言家，乐于相信这样的预言家。于是，吕梁一箭数雕，成了大赢家。

吕梁把自己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黑色的封面，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毫无“防火墙”意识也毫无遮掩。此时的吕梁，其实已经成了中国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

外人并不知情，而知情人绝不以为非。中国证券投资界那些公然违法违规的“圈子”像个自有法规自有标准的地下社会，吕在其中的“名望”竟是空前地高涨了。

5、画饼1999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出自吕梁关于康达尔的憧憬是何等辉煌

如今自认失败的吕梁，很喜欢强调自己两年来的运作中一直具有对理念的追求；而破坏他的追求、致使他功亏一篑的罪魁，便是当初收购的康达尔公司和朱焕良其人。

这种解释中包含着部分事实。因为按吕梁的说法，他试图收购的康达尔，本来应当是个具有相当价值的企业，特别是有可观的土地价值。而真正到深圳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企业财务混乱，黑洞重重；原来被认为最有价值的几块商业用地早已售与他人，卖价十分低廉，而且相当一部分卖出款至今没有收到。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康达尔(深圳中科)出售土地的合同，购买方为集浩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经手人韩锋锐。合同显示，康达尔卖地款应为7290万元，韩尚欠款5500万元。此外，从记者在深圳中科(康达尔)获得的一份《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况小结》中，也可看出康达尔土地出售过程中黑幕交易重重，资金去向不明。

其实，早在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帐，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他在自述材料中坦陈，当时知道这些企业内部真实的操作故事后，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所率机构并未直面这样的无情事实，更不敢把上市公司真相公之于众。他和机构们的选择，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据说，当吕梁初次见到康达尔当任董事长曾汉山时，后者握住吕的手久久不放，热情表示他们“就像盼望解放军一样”盼望吕等人士“前来重组他们，解放他们”。吕梁的确不负众望。摊子还是那个摊子，企业还是那个企业，而吕梁除了带领机构挟巨资入场，在1999年一年中，对自己一直想“重组”的企业未有任何实质性作为。在市场上，仅凭藉诸多大牌机构有组织介入的消息不胫而走，凭吕梁组织的资金与朱焕良联手锁仓的行动，康达尔的股价便稳步上升。

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到吕梁们进驻，股价于2000年三四月间稳稳地走到25元。“5·19行情”爆出了中国股市若干天的“满堂红”，此后的7月则出现了一派惨绿。不过康达尔无虞，在1999年7月，康达尔的股价从36元跃至40元再跃至45元，在可观的价位上整整横盘了四个月，此后也仍然稳站在令人满意的40元上。到这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全年涨幅是111%。

这段时间，配合康达尔的步步上涨，吕梁所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组织了一篇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

文章1999年8月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个整版。虽然作者署名“和讯信息”，但据记者查证，全部原始材料均由吕梁提供。

文章称，从买壳上市的操作过程、大股东的背景、准备注入的项目、今后发展方向的设计等方面综合评价，康达尔经过目前开始的资产重组后，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它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有望发展成为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美国著名投资家华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编者注)。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憧憬是何等辉煌。但这一切后来被证明统统是画饼。

6、北京中科创业一个新的平台

吕梁在北京中科创业并无正式职位。不过，他并不否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赫然标有此衔。吕梁事实上掌控北京中科创业，亦是一眼可见之事实

到1999年中，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统领的“北京机构”，已经成功地将手中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股市的一个筹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财务工具”)。此时，吕梁手握可观的操作业绩证明，更挟“K先生”之威名，已有条件来搭建更宽阔的舞台，成就更宏大的事业。

往昔那些注册在海南、甘肃的小公司不够用了，他需要北京的舞台，需要响亮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些真材实料的“背景”暗示。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创业”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项目管理、管理顾问、财务顾问等。公司董事长为刘宇明，任职科技部直属的事业单位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明眼人不难看出，“中科创业”的命名显然比“K先生”更具匠心。20世纪80年代由张晓彬等人创办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虽然在1998年的金融整顿中遭到关闭，但其早期获得国务院高层支持的背景、其风险投资的概念，都曾在市场上极具影响力。北京中科创业的简称是“中科创”，与昔日的“中创”只有一字之差。这样做当然算不得违法，而其潜在意味，完全可以引起外人无限的遐想。

吕梁本人非常喜欢向外人强调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市场上更对此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在中科创危机发生之后，吕梁在向《财经》提供的文字材料中，仍然声称北京中科股东中有“科技部农村发展中心、火炬中心、生物中心等八个中心的属下公司”。

从北京市工商局的企业注册登记看中科创业的股权结构，无法给这种说法以有力证明。据查，北京中科创业1999年注册成立时的股东共有7家，即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股份)、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占16.7%股份)、北京三河华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16.7股份)、深圳市国科自动化高技术有限公司(占13.3%股份)、深圳市馨博龙投资有限公司(占10%股份)、英特泰(五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占6.7%股份)和北京兴国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占3.3%股份)。

资料显示，北京中科企业前三大股东的法人代表依次为高松、朱焕良和申杲华。在这里，朱焕良“大户”的个人身份早已人所共知；申杲华在被聘任北京中科创业副总裁及执行总裁之前，职位只是北京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再此前曾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与“科技”背景毫无关系，他的三河华鑫更是默默无闻，仅去年与贵州的一个旅游合作项目使公司在“西部开发”的宣传中小小地曝了光；而高松代表的海南中网虽然有“网”字，其实是海南一家民营投资管理公司。此外据记者了解，英特泰(五华)、深圳馨博龙均系朱焕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据了解，在北京中科创业的股东中，只有北京兴国火炬与“科技部八个中心”有某种联系，但北京兴国火炬的股份还不到4%。

刘宇明本人出任北京中科创业董事长确是事实。据刘在电话中向《财经》表示，他最初同意参与组建北京中科，主要是想以科技部的背景来支持风险投资，但绝不同意公司直接参加股票二级市场操作。去年6月，他即提出辞去董事长请求，但北京中科一直拖延召开董事会的时间；经他一再催促，终在11月4日才得以辞职。

北京中科在2000年中经过两次股权更动，至12月，朱焕良已经出局，其股东缩减为6家，大股东为海南中网与江西燃气。另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北京市贸促会会长姚望出任了董事长。

吕梁解释说，请姚加盟北京中科，是因为在北京贸促会的申奥项目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中，中科创业担任了“投行顾问”(“投行”系指“投资银行”)。姚望本人则对《财经》表示，他不认为北京中科创业是该项目的“投行顾问”；他之所以同意挂董事长之名，是因为受吕梁之邀。在与吕梁讨论时还曾有提议，“要将北京中科改组成世贸发展中心”，但无任何实质性计划。

一个月后，因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项目无法继续运作，姚望已向北京中科董事会递交了辞去北京中科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务的辞职报告。据称仍然是因为“没有时间召开董事会”，所以至今在工商登记上仍表明姚望是法人代表。北京中科便显出“虎皮”犹在。

吕梁最初并未在北京中科创业给自己安排正式职位。但他承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开始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赫然标有此衔。

此外，吕梁实际掌控着北京中科，今年1月以来还有记者观察到的三个事实可谓证明：其一，他控制着该公司的公章；其二，在后来北京中科与沈阳飞龙进行的转让公司股权的交易中，全部生意在吕梁的花园别墅5号谈成，主谈判者为吕梁与姜伟；其三，在中科系雪崩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债权人手持与北京中科所签的合约，但都直抵吕宅，找到吕梁本人索债。

7、“中科系”庄股之网

据最保守的估计，“中科系”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做庄资金会包含一部分机构自有资金，一部分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但有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

紧跟吕梁、信服吕梁的“北京机构”们，长期以来并未深究他的身份、他的职位。推而想之，机构中比吕梁更懂投资银行业务、懂基金业务、懂法律和懂市场的必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却又不约而同地需要吕梁这样的特殊人物。

更多的机构拿出一部分钱和一部分人，也开始追随吕梁。

从1999年到2000年前后近两年时间，掌握了康达尔又搭建了北京中科创业的吕梁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以“钱生钱”之术结起了一个公开的庄股之网。这个网，被人们称为“中科系”。

1999年8月，新成立的北京中科协议受让上海华谊(集团)总公司所持的中西药业(爱股,行情,资讯)国家股中的2875万股(占总股本的20%)；与此同时，北京中科的大股东之一海南中网从上海华谊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719万股(占总股本的5%)，按11月财政部批准时间确定价格，此次收购价格为每股2.83元。

1999年12月，康达尔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正式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

2000年3月，海南禾华公司协议受让浦东星火开发区联合公司所持中西药业全部法人股1256万1343股，成为该公司第四大股东，转让价格为每股1.86元。这里需要注意：海南禾华与“中科系”中的海南沃和、海南燕园、海南中网等公司，同样注册在海南这个中国的“百慕大”，过去从未为人所知，仅在1999年12月突然出现在康达尔的公告中，据称以4500万元买下后者所属康达尔运输公司45%的股权，而收入又用于购买了中西药业的三个药号。可见，海南禾华亦属于吕梁控制或结盟之公司。此时，在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所持股份已达30%以上，超过了国有大股东26.41%的比例。

2000年4月，上海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法人代表为申杲华。北京中科持有上海中科50%的股权，其大股东海南中网持有上海中科50%的股权。

2000年6月，新成立的上海中科以每股2.8元的价格，受让鲁银投资(爱股,行情,资讯)原股东淄博宏信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全部法人股956万8125股，从而成为鲁银投资持股4.66%的第四大股东。

2000年6月，上海中科又以7200万元的价格，购买君安证券公司所持胜利股份(爱股,行情,资讯)900万股转配股，成为胜利股份持股3.76%的第四大股东。

2000年6月，中西药业以每股约22.35元的价格，购买了357万5822股岁宝热电(爱股,行情,资讯)的流通股，成为该公司占股2.62%的第四大股东。

2000年7月，中西药业发布警示性公告，宣布其国有大股东授权单位将向江苏阳光(爱股,行情,资讯)集团公司与海南禾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全部国家股股权，并于2000年6月30日分别与后两家公司签订了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书。按此协议，阳光集团将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3500万股(16.23%)，海南禾华将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2193万9896股(18%)，每股转让价格均为人民币2.33元。至此，吕梁及其联盟者实际上已经十拿九稳地控制了中西药业。

2000年7月，北京中科及海南中网分别将所持的20%和50%的上海中科股权，以6973.95万元的总价转让深圳中科。与此同时，中西药业与深圳中科分别宣布双方建立互相担保关系，担保额为两亿元。

在这一时期，与这些很张扬、很有些“资本运作”味道的动作相联系，吕梁通过“咨询”手段做了另一件事情：以种种方式宣扬莱钢股份(爱股,行情,资讯)的投资价值，建议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购入。莱钢股份在市场上的流通股只有18%，其余82%的国有股均为山东莱钢集团控股，但一时因吕梁的作用成为热炒对象。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他本人并未去过莱钢，也未与莱钢管理层有直接接触。他肯定莱钢，纯粹是研究之后的“价值发现”，认可其H型钢生产线的长远增长潜力。他透露说，自己如此看好的公司，也会拿出钱买一些股票，但他投进莱钢的钱并不多，“大约有一两千万”。

至于吕梁组织上述收购的资金来源，现在有不同的解释。吕梁自述系公司自有资金及相关机构资金，但又有一种解释说是通过在证券公司“融券”所获得的资金。市场上普遍分析，以康达尔当时的高价位，吕梁等从事收购时，应以股票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最为便捷。深圳中科(康达尔)的管理层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又曾透露，上海中科收购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的9879万元资金系取自深圳中科。据称，后来正因深圳中科管理层不依不饶地追款，吕梁才同意干脆将上海中科划给深圳中科。

当然事到如今，除了若干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人们更关心“中科系”庄网在这一过程中的形成。从2000年中，市场上已经清晰地看到吕梁主控下的这组庄股的结构与动向：深圳中科与中西药业完全由吕梁及相关机构所控制，正是一对互动互利的“股市大筹码”；而岁宝热电、莱钢股份也成为这组庄股的核心部分，曾随着有关中科创业的消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吕梁本人就承认，去年11月，“市场上风传要收哈岁宝之后，岁宝股价最高飚升到了38元”；“这项投资账面收益最高时，让中西(指中西药业--编者注)盈利达5000万，这是中西转配股上市时15元有巨大承接力的重要原因”。

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在“中科系”有限介入后，股票上攻走势不很显著，被认为属值得注意的“外围”。此外，还有一些相干或不很相干的股份，也在不同的情形下被视为“中科系”的辐射范畴，使整个“中科系”庄股形态更显扑朔迷离。

市场分析人士都说，那些严格意义的“中科系”股票在盘面上都有“强庄”介入。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做庄资金会包含一部分机构自有资金，一部分庄家以代客理财名义或高息方式向私人和企业"融"来的资金，但有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据最保守的估计，“中科系”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关于"中科系"股票迷局，参见本组报道《“中科系”庄网之谜》一文)。

8、“重组”康达尔

吕梁对康达尔所作的全部“重组”行动，除了苜蓿项目已经投入100万元目前毫无收益预期，其余无一得以实施，完全是在“画饼”；而在2000年前后，这些“画饼”同步、持久地转化为市场上深圳中科股价高居不下的“业绩支持”

吕梁是在1999年12月把中科创业的名字“赠送”给康达尔的。在此前后，早已描述多时的“重组”动作也逐步展开。从1999年底到2000年中，重组的消息曾频频出现在深圳中科的公告上，再被各种投资分析师、分析报告、分析机构转炒一遍，愈发强化出公司的“高科技”形象。这些项目最后变得人们几乎耳熟能详了，概括起来就有所谓五大项：

一是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西药业等企业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锎252中子后装治疗机的生产与销售，以及医疗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科技项目投资管理、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

二是采用企业、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开发的方式，参与投资西北苜蓿项目。

三是与中西药业等公司共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地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

四是受让深圳市良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天威数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3%的股份。

五是与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

这里且不谈纵使吕梁真的成功地进行了这些收购或投资，他和他所率领的机构同时联动企业操作和二级市场股价，也属于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上述投资除了苜蓿项目已经投入100万元目前毫无收益预期，其余无一得以实施，完全是在“画饼”；而在2000年前后，这些“画饼”同步、持久地转化为市场上深圳中科股价高居不下的“业绩支持”。

吕梁就对自己和自己影响下的康达尔或称深圳中科股票奇迹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

“1998年、1999年到2000年是康达尔大出风头的好年景。康达尔股价稳步上升，连续26个月被《中国证券报》公布在风险最小的十只股票榜首，被选为指数样板，被道琼斯选入中国指数样本，被《证券周刊》列为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

“因为它已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这个‘庄’成了'善庄'的典型代表，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宠”；

“K的理论大行其道，一些大牌和老牌经济学家也开始注意他的言论。无数企业和地方政府给他挂上投资顾问的头衔。K每天奔波在各个城市。坐飞机叫打飞的，经常上午在上海，下午在北京，晚上又回到深圳”；

“康达尔的股票会炒到这样人气十足，大出人们意外，朱焕良深感北京机构果然有超主力的气势。K的影响力往往使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他几乎不用拉抬，股票自己就会往上走，‘压都压不住’，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康达尔股票冲上80元时，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朱给北京机构打电话：全是散户抢上去的，压都压不住。”

这里需要对吕梁的回忆进行一点补充的，还有个时间表：中科创业(康达尔0048)冲上80元的时间在2000年2月，当时市场上“中国要出百元股”的鼓噪，已经使亿安科技冲过百元。

此外，吕梁真正为深圳中科进行的“成功重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将上海中科股权注入深圳中科，而上海中科由于当了鲁银投资与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被描述成有“金融投资控股概念”；其二是将中西药业所属的新生力核酸公司的控股权注入深圳中科，后者说到底是一种保健类药物。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于2000年下半年，新生力核酸是9月底被转让的，而上海中科正式办理归属深圳中科的工商过户登记，已经到了2000年底。

9、崩溃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地称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在公司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

回过头来看，2000年下半年对吕梁是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他掌控的深圳中科股价平稳，他组织的其他资本市场收购也都相当顺手，正可谓春风得意；另一方面，他已经感觉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已经嗅出了“0048危机”。

在接受采访时，吕梁告诉记者说，他最早听说朱焕良在出货，是2000年五六月间。“听说他从营业部提走现金，每次都是1500万。当时我们只是笑他，这么多钱怎么拿得出去。这是很危险的。”

2000年8月的一天，约在凌晨两点，吕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紧急召到某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大厦。吕梁事后透露说，那是一家在香港“很有办法”的公司，香港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知道。那家公司也属于吕的“北京机构”之列，所以对他、对朱焕良的行动都非常关注。

据说就在那个总部，吕梁被告知，一艘“大飞”(据说是对一种可用于偷渡的快艇的俗称--记者注)将一笔港币现金运到了香港。这笔钱的主人就是朱焕良。朱已经用这笔钱在港置业，还将部分资金转往海外。

吕梁不很清楚这笔钱的总数，只说“至少有四亿”。

中科系雪崩事件发生后，市场上曾传言朱焕良早已潜逃至香港，而吕表示朱至少前一时期一直在内地。《财经》也从深圳万科董事会秘书处证实，直到2000年12月24日，朱还作为万科董事，出席了万科的董事会。在那次会上，万科决定终止向华润集团定向增发B股的计划。

问题在于，只要吕梁所述情况大致属实，他后来在市场上的行动，就不可能不受朱焕良已经毁约这一重大事件的影响。

到2000年10月，0048的股票在市场上仍是一派喜气洋洋。但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危机信号：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老鼠仓”本身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杲华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他当然明白，在自己统领的公司中，此类“老鼠”绝不止申杲华一人；而且他相信，他们开仓所用的资金来自公司内部。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从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拉9个跌停板，跌去50个亿市值。那种惨烈的情景，至今使投资人感到不寒而栗。

在吕梁2001年1月初公然指出深圳中科董事长持有“老鼠仓”后，深圳中科曾于1月9日发布了正式公告，坚称董事长陈枫绝无此类违法违规行为。但记者在深圳已经看到一份材料，上面记录着，一名为“裴瑞普”的客户，于2000年1月以其股票市值向中经开公司深圳证券业务部融资3000万元。记者通过电话向该材料中指定的交易员陈友谊证实，确有此名客户。深圳中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在向记者出示这份材料时补充说，当初他曾陪同陈枫前往营业部，用“裴瑞普”的帐户市值融资3000万全部购买了0048股票。据悉，裴瑞普系陈枫的弟媳，深圳中科投资企业布吉镇自来水厂的普通工人。

吕梁当然早就知道陈枫开户的事实，据说吕听说陈枫搞到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还夹带嘲讽地说：“他本事还不小嘛！”但那是2000年早些时候的事。当时陈枫因为显得忠厚老实，愿意帮助追回康达尔出售土地的款项，正属于吕梁相中的企业管理人，可以取代原来的董事长曾汉山。

当然，后来的情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0、“善庄”之伪

一种解释：至迟到2000年秋冬，吕梁及他背后的机构力量已经有心以某种方式放弃深圳中科这个“长庄”，及早套现早已获利但时时在承受风险、付出代价的6000余万股流通盘。此一期间的重大注资行动，是为了稳住股价择机出货，而吕梁要求公司先平“老鼠仓”，无非是担心后者会打乱出货战略

吕梁现在很愿意承认自己在0048项目上的“刚愎自用”。但在2000年春天之后的那些日子，如果他的刚愎自用还没有达到顶点，如果他心思灵活、善辨风向的一面也在发生作用，那么，他的主要热情应当逐步移到了0048之外。

许多事实可以佐证这种分析。

从2000年4月底开始，K先生又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出现了，其论述当然又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不过只要细读文章，可以发现随着美国NASDAQ的大幅下跌，吕梁对市场“看多”的重心已经从高价高科技股转为传统国企大盘股。他出语惊人道：“大盘国企股在市场上将有震撼性表现，现在还只是好戏刚刚开始。”

两个月之后，K先生再次发表谈话，再谈新经济时代与国企大盘股的复兴。他的观点更加鲜明也更加尖端，甚至提出反问：法人股上市会不会使市场走到5000点？国有股上市后股市会不会涨到10000点？

这些当然只是说法。但配合这些议论，吕梁也有同步的行动。市场上一直传说，2000年之后开始的马钢股份(爱股,行情,资讯)大涨，以及其所引发的春季整个钢材板块伴随钢材涨价而上涨，吕梁与有力焉。去年8月本刊记者有机会与吕梁交谈，他也曾表示上半年的钢铁股行情确实与自己的操作直接相关。

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就在2000年8月见到记者时，吕梁便曾透露，他彼时的主要行动是策划组建一家名为山东控股的投资公司，将山东省掌握的许多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法人股组装进去，进行统一运作。谈话次日，他本人便为此事再飞济南。在今年初的采访中，吕梁也曾多次提到他对山东控股的策划，并称按最初的设想，一旦成功后可收上千万元咨询费。

回首2000年6月以来吕梁主导的“中科系”资本市场收购行动，亦与此蓝图颇有关联：吕梁竭力看好、为其捧场的莱钢股份，是山东省境内的支柱级大型国有企业，其大股东莱钢集团是山东控股最主要的发起人。而由上海中科出面收购的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都是山东籍上市公司；与上海中科同步收购鲁银投资并最终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的九洲泰和，是一家北京注册的以民营为主体的实业公司，又是山东控股的发起人之一；莱钢集团是九洲泰和的第三大股东，占股25.75%。此外，2000年6月30日已签下协议拟收购中西药业部分国有股的江苏阳光，据报道也是山东控股的主要发起人。

显然与这项庞大的山东控股操作直接相关，K先生于2000年11月再度在《证券市场》周刊上谈话，题目是直截了当的“做多中国”。文中竟提出“中国高科技企业也可能是最脆弱的”，“我们从不建议机构投资者去碰这些东西”；“我们看好国企大盘股，大国企问题大，但资源也最大”；“最大的资源莫过于法人股、国有股的上市”。

山东控股的组建目前尚未划上句号，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这里需要引出的只有以下疑问：如果自2000年初吕梁的战略思考和行动重心已经转移；如果他又从2000年中，深刻地认识到当年与朱焕良等人结成的康达尔锁仓协议已被对方毁弃，时时感受着由朱等人在市场上出货所带来的抛售压力；如果他已经完全明白，深圳中科的公司管理层和第一大股东龙岗区投资公司不仅不可信任，而且很可能成为对头，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在2000年秋冬时节，把手上本来比较好的资产上海中科和中西药业新生力核酸项目“平价”转让给0048？他从2000年四季度开始，在深圳中科大查“老鼠仓”究竟是为了什么？

吕梁的解释，当然是自己的“书生气”、“理想主义”，“要把国企重组乌鸡变凤凰的典范做到底”，还声称要在公司基本面的80%得到改善后进行“二次重组”。不过这一切都显得太脱离实际也太缺乏理性。或许只有一种解释更说得通：至迟到2000年秋冬，吕梁及他背后的机构力量已经有心以某种方式放弃深圳中科这个“长庄”，及早套现早已获利但时时在承受风险、付出代价的6000余万股流通盘。此一期间的重大注资行动，是为了稳住股价择机出货，而吕梁要求公司先平“老鼠仓”，无非是担心后者会打乱出货战略。

一位与吕梁相当接近的知情人对《财经》说，在中科创业(0048)雪崩事发后，吕梁曾私下坦承，他自己原来是准备元旦之后开始拉抬出货的，谁知已经没有机会了。

倘如此，可能更符合逻辑，因为哪怕吕梁个人拥有“长线持仓重组”的伟大理想，岿然不可动摇，他身后的机构也不会为此“理想”去牺牲巨大的实利。“善庄”之善只能是伪善，最终还是要上演“图穷匕首见”！

11 做多中国？

吕梁对此次危机暴发是有预感的，只是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剧烈地降临到自己主持的庄股头上。到12月下旬，他还在期望“做多中国”

接下来的，便是近期人们已经熟悉却又感到迷惑的图景：

2000年底至2001年初，深圳中科连续跌停，引至“中科系”股票中西药业、莱钢股份、岁宝热电相继跌停；“中科系”株连市场上同类“长庄”，又有“德隆系”(含湘火炬、合金股份、新疆屯河等)、“明天系”(含明天科技(爱股,行情,资讯)、黄河化工、华资实业(爱股,行情,资讯)等)等集体跳水；沪深两市大盘因庄家大溃败受到冲击，股指于1月15日一日暴挫超过3%。

就在吕梁以庄家身份在媒体自我亮相的同时，“中科系”危机也在加深。在深圳中科，先有六名吕梁们所派董事集体辞职，后有公司管理层面见媒体痛陈庄家操纵；在中西药业，先是公司所持357万5822股岁宝热电流通股被申银万国全数抛售，后是北京中科、海南禾华所持公司法人股全部被法院冻结；在北京中科，中小债权人纷至国贸大厦33层公司总部、至北辰花园别墅吕宅索债……

在手中两大市场筹码尽失的局面中，吕梁堪称应变迅速。2000年12月28日，市场已有公告，上海中科所持4.66%的鲁银投资已转入九洲泰和名下，使后者成为除山东经济开发区之外唯一持鲁银投资法人股的大股东；2001年1月7日，从北辰花园又发出“新闻稿”，北京中科已完成“重组”，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姜伟将加入北京中科，并以大股东代表身份赴中西药业；1月20日，《财经》赴北辰花园再次采访吕梁，得知此宅已抵押给诚成文化集团，债权人也已撤离。吕梁说，他在春节后将搬离此宅。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则透露，此宅抵押作价800万元，而吕梁欠他的钱在1000万元左右。

吕梁回忆说，他对此次危机的暴发是有预感的，只是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剧烈地降临到自己主持的庄股头上。从2000年10月开始，北京的机构投资者便已经感受到“0048股份的抛压越来越重”，“股价如果跌破40元，将直接影响到有融资行为的机构安全线。按这些机构总持仓6500万元计，这时每跌一元，这些机构就得补6500万元左右的市值”。

因为深圳中科的流通盘90%以上为庄家们所持有，大家早有共同锁仓协议。因此，抛压只能来自协议者内部。既然北京机构们没有抛，失信者便只有朱焕良。

吕梁也曾做过许多努力，企图劝说朱焕良遵守协议，但终于未能奏效。2000年10月24日至27日，中科创业(0048)的股票从38元滑至35.67元，北京机构一下子又失去近四个亿市值。

“庄家同盟”内部阴云四合，吕梁深感到危机在加重。以市场上"庄家合理论"的思维惯性，他不愿意承认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家本来就是非法操作，咎由自取。但在11月底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他还是以更宽阔的视角表示，“如果说‘5·19’行情主要是政策推动，那么到了今天的市场规模，制度推动跟不上的话，市场必将面临一次深刻的调整”；“从这一角度讲，5·19行情结束了”。

很显然，喜欢想问题的吕梁能够举一反三。他从自己的“庄”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庄”，已经意识到如果制度和法律环境并不允许，仅凭自我臆想由庄家来自定规矩，自我充当“私募基金”、“做市商”甚至“开放式基金”，最终是不会成功的；即如此，靠“庄”来支撑的“大牛市”便保不住。

当然，彼时的吕梁还是不愿意自言失败。《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在2000年12月20日截稿，标题也叫“做多中国”。可靠消息表明，这一标题来自吕梁的意见。

此后便有了12月25日开始的“中科系”崩盘。12月30日，已经定稿的“做多中国”以《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位置正式问世，恰逢深圳中科宣布停牌。

吕梁毕竟是吕梁，2001年1月1日，他便约见了《财经时报》记者，承认中科事件已是败局，揭露“不忠不义”的朱焕良、陈枫、申杲华，重申自己的“善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