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基金神话破灭股市十年困惑

2008年12月23日 20:53
来源：南方网作者：上官敫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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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1世纪的第一年。这一年，走到了第22个年头的改革开放又开始了新一程的“世纪之旅”。

就宏观经济而言，由于受到即将加入WTO的利好推动，从年初开始，宏观经济景气明显上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8.9万亿元。

经济的良好发展形势，在股市得到了直接反映。这一年，股市持续了1999年“5·19”以来的牛市行情。推动股市发展的除了股民以外，还有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基金”———投资基金的公民被称为“基民”。2008年，“基民”已有1700万人，而中国的股民也超过7000万。

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末，中国334只基金的总资产达到2.92万亿元，其持有的股票市值达2.32万亿元，占同期A股流通总市值的28%———基金合计总资产净值为847.6亿元。

8年前，基金作为证券市场中重要的新生力量———其所存在的丑闻被媒体披露，此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如何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2000年，如果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算起，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但中国证券业仍然处在“很不规范”的发展年代。当年3月，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朱镕基总理如何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时，朱镕基非常坦诚地回答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朱镕基(2000年3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被各色庄家操纵，所谓“无股不庄”，公众舆论对此一片厌恶之声。股市需要寻找一支更为健康的力量，而刚兴起的基金公司，被舆论赋予了这样的角色。自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进入市场，大都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然而，两年后，其存在的丑闻被媒体披露，此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如何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基金黑幕》风波

2000年，中国企业界爆发了三大事件，一是厦门远华走私案告破，二是彩电业初次出现全行业亏损，第三件是基金业存在的黑幕被曝光。

10月份《财经》杂志的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刺破了中国股市中刚诞生不久的光鲜宠儿———基金公司。由此引发的激辩，开始让人们审视发展了10余年的中国股市。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被各色庄家操纵，所谓“无股不庄”，公众舆论对此几乎是一片厌恶之声。为了稳定市场，股市需要寻找一支更为健康的力量，而刚兴起的基金公司，被舆论赋予了这样的角色———与贪婪的庄家不同，基金公司以科学、负责及可持续的专业精神成为资本市场上值得信赖的势力。

自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进入市场，大都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基金的出现，也被视为中国股市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

然而，两年后，两份报告揭穿了潜藏于基金业的谎言。

揭穿谎言的，是一个叫赵瑜纲的人。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研究人员，赵瑜纲为了对基金管理的现状做一个例行调研，便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作为区间，对中国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个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追踪，并将它们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汇总记录细致分析，最后写出了《基金行为分析》和《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报告。

在这两份报告中，赵瑜纲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报告正式形成后不久，其内容便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报告披露的内幕令业界哗然。6月27日，赵被所在单位严重警告，理由是“未经批准，擅自将工作中知悉的内部信息外泄他人”。

10月份，《财经》杂志以选编的方式刊发了赵瑜纲的报告。在冠以《基金黑幕》标题的长文中，对中国基金市场提出了诸多重大疑问。

《基金黑幕》发表之后，一石激起千重浪。

被点名的大成、长盛、华安、华夏、国泰、南方、博时、富国、鹏华、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被激怒了。10月16日，它们联合发表声明，斥责《财经》杂志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发了与事实不符的偏颇之论。

声明说：“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基金黑幕》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

除了对报道进行谴责外，10大基金公司声称保留追究文章作者及杂志社的相关权利。

3天之后，《财经》杂志在三大证券报也发表了严正声明，称《基金黑幕》报道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恪守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

媒体与基金业短兵相接，“战事”一触即发。

中国与股市握手

在“基金黑幕”风波还未引爆的半年前，号称全亚洲最赚钱公司的中石油在香港H股上市了。而在“基金黑幕”正在激辩之际，中国另一石化巨头中石化也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三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上市的过程中，两家石化公司的海外战略投资者都是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进行。香港的李嘉诚家族、美国高盛投资以及“股神”巴菲特等成为了它们的战略投资者，其中，埃克森美孚、壳牌以及英国石油公司(BP)集团一起成为中石化的战略投资者。这三家公司购买了中石化全球发售股票的一半，BP还以战略伙伴身份斥资6.2亿美元购买约35亿股中石油股票，占当时流通股的近20%.

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在股票发行时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做法，H股发行价为1.6港元，A股的定价却是H股的2.48倍。这一做法，被批评人士称为让海外投资者成为中国改革成果的最大获利者之一。7年后，中石油回归A股，“股神”巴菲特却对其持有的中石油股票进行清仓，套现200余亿港元。

2000年，这是一个让很多投资者感到欣喜的年份。沪深两市的股票指数都急速上扬，上证指数更是冲破2000点，在沪市，B股全年的涨幅达到了136%.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1980年代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决策。

时间回溯到1986年。“中国与股市握手！”这是1986年11月外电报道中国的主题。当年11月1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会见了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

在会见中，范尔霖送给邓小平两样礼物：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和证券样本。令范尔霖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赠了一件更为特殊的礼物：中国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1984年，时任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的秦其斌，懵懵懂懂地带领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本只想为企业集资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由此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先河；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柜台交易流通。

在邓小平向美国客人赠送飞乐股票第四年的12月19日，经国务院授权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正式营业；1991年7月3日，中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张(事实上，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已经抢在上交所之前“试营业”了，属于“先生孩子后办证”)。

“股疯”时代基金开闸

中国股票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视察深圳期间，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一表态，终止了证券市场属性之争，股市热潮也开始席卷中国。

横空出世的股市，为沉寂的中国资本市场注入了勃勃生机。然而，这也使中国经历了第一次“股疯”———彼时，大多股票都涨了几十倍。1992年，深发展面值1元的股票被炒到80多元，豫园商场100元面值的股票，1992年5月涨到了10500元。

1992年，深圳发行新股凭个人身份证认购抽签表，引发了一场身份证租借大战。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至少70万外地股民涌向深圳，导致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许多人露宿街头。再加上舞弊现象严重，广大股民极度愤怒，最后导致数万人包围深圳市政府，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的“8·10”事件。

为了应对因股票热引发的各种问题，国务院紧急做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除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外，也设立了负责证券市场日常监管和决策执行的中国证监会。

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两市开户数达到了5801万户，其中绝大多数是个人投资者。股民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与中国特有的“政策市”相伴。彼时，社会舆论称中国为“全民炒股”的时代，各方投机股市成风。

汹涌的投资虽然能给人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但较高的风险和技术门槛还是让很多中小投资者“望股兴叹”。有着低风险特质的基金即在此背景下诞生了。

1992年，中国有37家投资基金出台。当年6月，中国第一家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同年10月8日，国内首家被正式批准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1993年8月，淄博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以此为标志，中国基金进入了公开上市交易的阶段。

与如今证券市场上的基金不同，1997年以前成立的基金被称为“老基金”。由于“老基金”的设立和运作随意性较强，存在发展与管理脱节的状况。此外，“老基金”还存在投资方向不合理、收益水平和对投资者的回报太低等特征。

1997年，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和实施，79只“老基金”中有4只被清盘，其余75只被清理、整合为29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国投资基金业正式走上了“新基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