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学者亲历的中美建交30年

2009年01月12日 16:37
来源：新华网 作者：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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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月12日电(记者白洁)2008年12月下旬的一天，65岁的中美关系专家陶文钊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电话，邀请他作为学术界知名代表，出席于1月1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招待会”。

按捺住内心的激动，陶文钊欣然应允。虽然近年来他曾多次受邀出席类似规格的纪念活动，但这一次对于年过花甲的他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正是30年前这一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使得原本学俄语的他“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中美关系研究之路。

“尼克松访华为我打开了英语学习之门”

1972年2月，时值春节。正在河南信阳干校劳动的陶文钊听到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消息：“美帝国主义的头头”尼克松一个星期后要访华。

这并非什么小道谣言，而是来自一份中央文件，专门提前向全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要邀请尼克松访华，以及如何接待外宾，包括不卑不亢、以礼待人等等，“连中学生都传达到了”。

令陶文钊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后来被称之为“冷战时期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的事件，在不经意间为他打开了英语学习的大门。

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陶文钊结束了两年的干校生活，回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所工作。当年夏天，北京市开办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

一时间，英语学习成风。“那时中午下班回家，几乎家家户户都传出英语广播的声音。” 3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陶文钊笑着说。“如果没有这个‘美帝头头’访华，学习英语在当时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30多年后的

就这样，跟着一台小小的东方红收音机，陶文钊坚持了三年，达到了可以进行一般阅读的英语水平。

“完全没有想过中美建交会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如今在三卷本的专著《中美关系史》中美陶文钊可以理性、深刻地认识到1979年中美建交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但30年前的他却“完全没有想过中美建交会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现在人们回顾当年建交，大都会提到这样一个小插曲：时任总统科学顾问的普雷斯在1979年某天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时从北京给卡特打电话，请示是否答应邓小平提出的送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提议。卡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让普雷斯转告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陶文钊正是这成千上万名公派赴美的中国学生中的一员。如果说尼克松访华在不经意间为他学习英语创造了条件，中美建交则真正将他带入了中美关系研究的轨道。

凭着三年自学广播英语的经历，陶文钊顺利通过了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考试。1982年10月，已经39岁的陶文钊前往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在美留学的两年时间里，第一次去布鲁金斯学会找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的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想到何汉理比我小好几岁，而我那时还只是一名学生，心理上难免有些尴尬。”陶文钊说。

年龄上的差距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留美中国学者们普遍遭遇的问题。相对于美国大学里一些30几岁的教授，中国公派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40岁朝上，甚至还有50来岁的”。

也许正是这种尴尬，激发了当时公派留学生的学习热情。除了上课，陶文钊把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为了方便后来的学者，他回国后还整理了一份3万多字的材料，专门介绍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中国的档案。

“现在美国同行再也不敢妄言‘可以随时甩开中国走掉’”

陶文钊至今仍清楚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美国同行来社科院做讲座时的一句话：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大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对美国来说，我们可以随时甩开中国走掉。”(We　can　walk　away　at　any　time)

类似的言论在当时颇为流行，冷战后中美关系对于美国到底有多大重要性、对中国是接触还是遏制一度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而人权、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则一次次考验着并不稳固的双边关系。

不过，在陶文钊看来，这一连串波折也为本世纪中美关系进入稳定期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从2001年7月到现在的7年多时间，是中美关系发展最稳固的阶段，因为双方该经历、折腾的都一一经历、折腾过了。”

回望30年来中美关系研究走过的路，陶文钊觉得，最大的变化在于心理上的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如今中美两国相互需要，别看美国是超级大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需要中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世界上所有重大问题没有中国的合作是难以解决的。”陶文钊说。

谈及中美关系的未来，陶文钊颇具信心。他认为，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可能会在贸易、能源、全球变暖等问题上出现一些摩擦，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现在美国同行再也不敢说‘美国可以随时走开’的话了。而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中美两国不断加深和拓展的共同利益。”陶文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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