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了吗

2009年02月24日 22:17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马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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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之马光远专栏

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现在谈经济复苏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就是“非常惊讶”。然而对于各国庞大的反危机和救助计划能否帮助人类走出这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的意见毫不例外地又一次很不一致。

特别是,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

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30年代的大萧条会很快结束,还是只能等待战争来挽救。毕竟金融危机相对于正常的经济周期而言,人类对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还很肤浅,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崭新的挑战,遑论有绝对精准的药方防治这个经济体的癌症。正因为如此,美国一个国会议员才深深地感慨:“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机除外。”对于中国而言,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经验显然要远逊于欧美等国,如果说1998年因为及时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波及亚洲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本次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影响则是实实在在的。如何诊断并开出有效的药方,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4万亿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经济学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最近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在很多场合都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中国问题的答案,中国不应该采取干预政策,而应该让市场自身调整。张维迎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

其实,中国是否需要采取凯恩斯的办法,并非取决于张维迎等人所言的“罗斯福新政”和日本干预的失灵,而是需要判断,中国经济本身面临的困境究竟是“外生因素”还是“内生因素”导致,即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还是经济体自身结构性失衡。而且,应该明白,即使同样是经济衰退,在各个经济体的症状和病因都未必雷同,药方自然是不一样的。

就中国经济体本身的症状看,和传统意义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的金融系统很安全,其次,GDP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2008年4季度仍然在6%以上,2009年一季度也应该在5%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放在全球经济体的正常增长中,已经很不错了,显然难以和传统意义的经济衰退挂钩。但是,即使这样的经济增长,我们却感觉很冷,原因有四:一是我们的参照系有问题,最近几年我们都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财政收入更是20%以上的增长,反差比较大；二是真正拉动GDP增长的产业太集中,可以说,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投资又主要指房地产,出口和房地产同时熄火的时候,即使仍然有5%以上的增长,日子也很难；三是70%以上的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里,但其提供的就业和价值却不到30%；四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不匹配,导致国强而民不富,表面上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这样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这种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迟早会爆发,经济的高速增长迟早会难以为继。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金融危机,也不是什么经济衰退,而是自身发展模式和深层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最多只是一种自身需要适当调整的“非典型衰退”

假定我们的经济结构合理,投资、出口和消费比例协调,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可以创造就业和价值的民营企业手中,产业本身的搭配健康,即使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我们这个自身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体而言,经济周期无疑仍然处于上升期,即使出口会受影响,但整个经济体本身则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和受伤。所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地和金融危机时期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比较,更不能简单地判断我们不需要国家干预,不需要凯恩斯主义,而是应该对症下药,需要什么主义就开什么主义的药。

既然我们的困境是结构的失衡、收入分配的不公和资源的国家垄断所致,解决问题的关键无疑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收入分配和开放垄断领域。我们的药方就应该在这些方面着力,而不应该和欧美采取的救市措施相提并论。既然如此,我们一方面仍然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扩大公共支出的药方,通过政府投资,弥补民生领域的欠账,刺激需求,这绝不是什么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要在关键改革领域突破,特别是在解决资源的民营化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问题上迈出很大的步伐,而这又是奥地利学派所主张的；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一定要在人均GDP即将突破3000美元之后加速更能吸纳劳动力的服务业的发展,这显然是发展经济学的应有之义。可见,中国经济本身症状的复杂决定了我们在治疗方案上决不能简单化,结构性矛盾的难度更是决定了我们在治疗期上搞急躁主义,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都是需要的而又都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