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回响 (一)

2009年05月06日 14:22
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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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终于进城了，成群结队。少的二三十人一群，多的则有四五十人。大多尚未成年，脸上带着一股农家少年的粗笨和喜气洋洋。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穿着，都以大红粗布包头，大红粗布兜衣套在汗衫外，黄色的裹腿，绑腿带也是粗红布的。他们的装备是零乱的，手执大刀长矛，或是腰刀佩剑……

他们的绝大部分，这还是第一次跨入北京城。青砖砌成的高大城墙，大栅栏繁华的街市，必定让这些少年们大开眼界。四周居民们的目光，肯定也激发起他们有参与一场盛大表演的热忱。他们几乎都没受过教育，对于此行的目的有着模糊的认识——扶清灭洋，他们是要来杀尽洋人。他们喜欢叫这些洋人为“毛子”，因为他们的头发、胡须和汗毛都浓密。除去这些洋人，他们还要铲除他们的中国信徒，焚烧掉那些洋货。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洋东西，破坏了他们原本的安宁与富足，或许还导致了这多年未遇的干旱，让他们的农田荒芜。进城前，他们并不复杂的头脑还记住了这样的划分——老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允许他们退教，如果不退也杀；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之人……依此类推，足有“十毛”之多。

他们对于行动颇有信心，相信自己刚刚掌握的咒语可以让洋人的大炮哑下来，金钟罩功夫则足以刀枪不入，他们中有的人还可以飞檐走壁，夜晚直接飞到洋人的屋内取他们的首级。

这是1900年的6月10日，这场席卷整个华北的运动正在迎来它最高潮的时刻，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了。

这场运动最初产生于1895年春天的山东，那时它还不叫“义和团”。先是在西南部的曹县、单县等地流行大刀会，它举行集会、招募会员，当众表演工夫，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钟罩——如果学会念咒吞符，练习得法，你的身体就像罩了金钟一样，刀枪不入。

大刀会的广受欢迎不难理解。它的集会像唱大戏一样富于表演性，给乡村单调的生活提供了娱乐。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某种安全感。这一带地处山东与河南、江苏的交界地，与中国很多三不管地带一样，土匪横行，深受治安混乱所困。中日战争的爆发，加剧了混乱程度，驻守这里的清兵被调往前线了。大刀会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保卫家园，它的成员主要是地主、富裕中农和佃农。

另一股力量此刻也在山东西北部流传，它自称神拳，可以集体性地降神附体。和相对富裕的鲁西南不同，这里非常贫穷，没有贸易和商业，也很少有地主和士绅的财产需要保护。中国社会沿袭了上千年的秘密宗教、巫术在这里大为流行，为那些在现实世界毫无希望的贫苦人提供希望。他的领导人朱红灯，是一位擅治皮肤病的赤脚医生，他的医术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而降神是治病的重要手段。

1895年的春天，没有太多人会注意到这两股力量的存在。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被松散管理的辽阔疆域，中央孱弱的行政能力早已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而暴露无遗。北京的注意力也正集中于与日本的战争，前者的败势已难扭转。这是令人惊异的一战，大清国不仅被陌生的欧洲人的战胜，竟也被自己长期俯视的 “一群日本矮子”战胜，

不过，对于山东的这些拳民和大刀会成员来说，这场战争尽管同样发生在山东境内，但仍显过分遥远，乃至于可能从未听说过。现代的交通与通讯技术仅仅停留在几个通商口岸，民族国家的概念尚未出现，只有眼界开阔的知识精英，才知道大清国只是世界诸多国家中的一个。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这世界只有华夷之分，前者是文明，后者是野蛮。

不过，他们也感受到生活中的“野蛮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一次的“野蛮人”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强大、也更恼人。来自不同国家和教派的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争相涌入中国，去拯救这四万万灵魂，像商人一样，他们被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所深深陶醉。商人们集中在大城市与通商口岸，而传教士则野心勃勃的要进入广阔的内陆与乡村，开办教堂，迫不及待地招收教徒。天主教在这场比赛中，遥遥领先于新教，后者缺乏梵蒂冈这样的权力中心。

时代业已转变。天主教士不再有利玛窦式的耐心和对中国文化的尊敬。中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心目中的辉煌形象，早已让位于一种新描述——一种停滞、衰败的文明，一个专制、愚昧的国家政权，一群呆滞、肮脏、粗野的人民。他们不再需要学习汉语和儒家礼仪，反而认定 “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一系列条约所带来的“治外法权”，则让他们的傲慢有所依托。几场冲突过后，清政府在18世纪末面对马嘎尼使团的不屑，变成了一味的忍让，生怕再次开罪洋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漫长的官本位的社会，另一套平行的权力系统也逐渐形成。主教相当于一品官员中的总督，副助教则与道台平级，即使普通的神父、牧师，也是知县级别。从地方官员在传教士们面前表现出的谦卑态度上，普通人看到了新的权力关系的生成。一些人纯粹出于现实利益，加入了教会。为了吸引人们入教，教会有时发放铜钱甚至油条。而另一些时候，教会可以给予个人以保护。一旦成了教民，他从前的不良记录、甚至做匪徒的经历都被遮弊了。况且在忏悔之后就获赦免，是对现实的一种多么愉快的逃避。1885年山东的一份天主教报告称：“一大批有造反倾向的秘密社团成员已向基督教投降”。这些教民也因此获得了权力，在与本村人的争端中，有了洋大人的撑腰，而变得更自信和霸道了。

教堂里的传教士或许只有一个，信徒却可能成百上千。即使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以教会的名义，在和邻居争夺田产或是口角纠纷中表现得过分蛮横，它都将导致普通人对于教会不信任乃至憎恨。关于这些洋人，有过那么多的传说：他们在县城里开照相馆，专挖人的眼珠，教堂下面可能埋着人的心肝、被剥下的人皮……即使不理会这些杜撰，根本的价值冲突也仍然存在。在一个家族孝道备受尊崇的社会，传教士们却宣扬，上帝是惟一孝忠的对象。传教士们似乎也对这些有待教化之人的固有信仰系统充满蔑视。最初的教堂大多设立于寺院和道观中，神父讲道时经常将十字架放在佛像前的香案上，讲到高潮时，常会挥杖指着神坛上的泥塑或木雕的佛像说，这是糊涂偶像，有罪无灵……但在绝大多时刻，听众们对此仅仅抱有一笑——这是个极度宽容、乃至没有原则的社会，儒释道在庙堂内的共处，是再普遍不过的现象。如果再加上各地所贡奉的各种名目的神，中国人的头脑像是个众神喧哗的闹市。不过的他们没准备真的信仰其中任何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支配着一切。经常只有和现实利益发生关系时，他们才会捍卫或是反对一种信仰。

许知远

《生活》杂志出版人edmund.z.x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