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印度人眼中的中国

2009年07月17日 23:31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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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武藤

你会唱歌跳舞吗？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这是PallaviAiyar在中国被人最常问到的两个问题。

当她在2002年乘坐东航航班从新德里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教书之前不久，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而且是邻居)之间才刚开通第一条直达航班。Ai-yar说她去中国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发现门口竟然冷冷清清，而其他国家驻印度的大使馆门前往往挤满了印度人。

在北京呆了几年后，她才意识到出租车司机总对着她唱的那首歌来自一部名叫《大篷车》的电影。那位印度演员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红，她说自己的一个亲戚曾经在智利的某个小城听到那位演员的歌声。

至于究竟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PallaviAiyar试图在《镜中花——我在中国的日子》(SmokeandMirrors:AnExperienceofChina)这本书中通过事实展现出某种可以视作答案的选项。

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在宁夏某个贫困的乡下采访，碰到一位老汉抱怨村子里15年没有女人嫁过来，因为太穷；结果她发现这位老汉家里既有电视还有DVD机，她说在印度这已经可以算作中产阶级了。在印度这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能算作文盲，而中国的标准是得认识1500个汉字。

在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Aiyar就像是所有初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笔下的所见所闻在大多数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都能看到。这本书的有意思之处来自后面的三分之二。

在印度，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印度能从中国学到什么？这个问题就跟“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一样，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相当部分是政府强势的结果。比如Aiyar在德里的家附近，有一个过街隧道修了三年还没有修好，但中国只要在围墙上写一个“拆”字，一两年后这里就变成了一栋高级写字楼或者一座高架桥。但这并不表明作者认同这种行事方式，或者不珍惜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五年时间里，她发现印度虽然是一个仍然存在诸多社会不公的国家，但社会压力通过正常的宣泄渠道得到了相当的释放。

不过，中国的诸多做法在印度的中产阶级中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让我想起一些中国人在比较中印的时候，最爱引用的一个观点是两国的经济现状证明自己所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忽略了(或者刻意忽略)更多的东西，比如文化差异或者人生态度的不同。简单的结论，要不就是出于粗暴，要不就是出于刻意隐瞒。对于究竟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PallaviAiyar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我相信，许多人看完这本书，也难以得出答案，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假设去推导出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