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祖埙：我亲历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路

2009年07月24日 08:1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0人参与0条评论

龚祖埙

31年前，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其影响之深、影响之广，是我们当时远远想不到的。

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留苏，60年代初回国，师从著名生物化学家曹天钦教授。作为中国1978年首批留美的学者，我自感它的意义与一般留学不同，标志着中国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的开始，一个敢于向西方世界学习和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开始。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间，我正在上海科技大学参加美语口语进修班学习，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报到，参加我国首批派赴美国进修学习，对我来说，既意外亦欣喜。我们在北京准备了一个多月，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接见，还参加了一次令大家颇感新鲜的托福模拟考试。当时我们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绝大部分都是在大学和研究所内有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或教师，为了和一般留学生或访问科学家有所区别，当时负责此项交流工作的中国教育部和美国新闻署商定，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访问学者”，这个名词现在已被广泛采用。

我们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至法国巴黎，由巴黎至纽约，再由纽约至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几乎花了两夜一天的时间。反观现在中美之间，航运发达，一日数班，两国间可达中美多个城市。当时不仅尚未通航，而且还未通邮，因此我们到达美国之后，为了向单位和家里报平安，所寄邮件均需由大使馆以外交邮件带回，为了不增加外交邮件的压力，几个月内我们只发了一至两封信，至于打国际长途，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受到大量美国媒体的迎接和采访，不仅在外面参加一些重大活动时，甚至我们去餐厅用餐，超市购物，都有记者追踪、摄影、采访，我们一行52人虽然要绕路半个地球，据说我们的领队仅带了国家发给的几十美元的现金，以备路上所需。几十美元现金现在看来是区区小数，但31年前国家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外汇是非常珍贵的。

到了美国后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建交后最重大的事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接见了留美学者。我们还受到美国卡特总统夫人的接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美建交时的活跃和热闹场面。

使馆还安排我们参观了白宫、华盛顿邮报社、华盛顿总统的故居等地方。我们还参观了阿林顿公墓，那时正好有位美国驻欧部队的将军安葬。仪式结束后，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位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的会见和座谈。有趣的是，参加会见和座谈的还有几十位美国小学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美国小朋友非常天真和活跃，纷纷举手发问，不管在座的有什么高官和外国人。相反，我们这一边，由于语言限制或习惯使然，显得不大活跃。

在1979年2月初，我们被分成两批，分别入学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和美利坚大学学习英语。我们一部分人搬入离学校较近的学生公寓，后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数次来我们的公寓宿舍看望，帮助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在学习一学期的美国口语后，我们就奔赴各自联系好的大学或研究所，这些联系受到当时在美的华人教授的极大帮助，虽然他们都来自台湾，但对我们大陆学者十分友好，在学术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照顾。由于我们都是公费留学，因此我们的生活费是由中国驻美使馆发的。一开始生活费都是实报实销。离开华盛顿特区后，使馆给我们一人一张支票(大约是1000美元)，到了当地存入银行，然后向使馆寄去当月的开销凭证，但在美国很多生活消费是没有发票的，因此每月报销就成为一个困扰的问题，好在三四个月后，大使馆就改成发放固定生活费，每月400美元。据说这是参考当时罗马尼亚公费留学生的标准，这一标准不算高，但已大大超过当时使馆外交人员的津贴。

在美国期间，我们当时生活都很简朴，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均在实验室，包括周末，因此主要的开支是房租，差不多要用去一半。应该说美国的食品价格相对比较低，我们都是在家中自己动手，中午两片面包就解决了问题。我们的生活用品当时都在就近超市采购，超市这一销售方式在当时国内尚未出现，因此感觉新奇和方便。在美国的实验室中，我们看到有相当多的来自台湾或香港的留学生。由于常年的隔阂，我们和台湾来的学生从不接触到相对接触，从不自然到相对自然，待到相当熟悉后，我们发现这些台湾学生大多努力勤奋，热情友好，乐于助人。

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访问学者，我们都觉得自己肩上责任不轻，因此都想抓住这样一个好机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多学些东西。进了美国实验室以后，即使我们都是从国内顶尖的研究所和大学出去的，但由于本来国内科技基础和条件相对较差，再加上十年“文革”的破坏，无论从实验室设备、技术、管理，以至到研究生的培养、学术气氛、图书咨询等，都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和差别。我还发现，美国大部分教授均很年轻，仍在自己动手做实验，因此能和大家讨论和解决具体问题，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