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杜重远忍痛别窑

2009年08月01日 10:02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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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傅国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曾是当年发行量最大的周刊，尤其在年轻人中影响巨大。就在1931年7月，发表了东北实业家杜重远《八年努力中的愿望》一文，回顾了创业8年来的甜酸苦辣，以及“实业报国”之志的由来。1915年，也就是他18岁那年，刚从奉天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听到日本提出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二十一条”，令他抑郁忧闷，三四天不吃不喝。他亲身体验一度热情高涨的抵制日货运动，渐渐还是归于沉默，深感仅靠“5分钟的热度”是不够的，并滋生了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他偶尔在一本窑业杂志里看到关于日本人在大连办的大华窑业会社的情况。大华窑业会社先是请专家研究试验哪里有粘土，哪里有长石，哪里交通发达、运输方便，经过精密计划，再把厂办起来。这篇文章给他的刺激，使他暗暗决心办瓷厂来挽回利权。1916年他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1917年东渡，他就选择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

1923年春天，杜重远学成归来，一心想办瓷厂却苦于没有资金，其他条件也不成熟，所以拟订了一个计划书，先从砖瓦事业开始。经多方设法，他从一个同学那里借到了6000元，买地掘井筑窑，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主意，埋头干了起来，3年时间，就把砖窑做成功了，日本人从此不能独占辽宁省内大建筑用的新式砖瓦，每年从日本人手里夺下的金额在20万元以上。但这不是他的目标，他真正想做的是瓷业，办瓷业不像砖瓦这么简单，要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要有熟练的工人，要有充裕的资本，这些条件他几乎都不具备。经过五六年的准备，直到1928年，他才好不容易筹集了30万元资本，把瓷器厂建起来，机器也安装好了，招考了200名学生，进行教练。

经过细心研究，不断摸索，一年后，烧出来的产品色泽优美，花纹十分新颖，足以与外国产品相媲美了。1929年出品300多万件，1930年达到了600多万件，他预计1931年可以出1000多万件，取原来的日货而代之。每年挽回的利润在100万元以上。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诚挚地说：“我虽努力了8年，尚在挣扎奋斗中，还谈不到什么成功，就是稍有些成就，那也是社会的赞许和各方面帮助的结晶。在最近金贵银贱声中，正是发展国货的绝好机会，愿与同志共勉，改良我国瓷业，以实力与外人奋斗，肃清外人瓷业在华的势力。

在写下此文之时，也许他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将改变他的命运，他在东北苦心经营了8年建立的事业将完全丧失。在失去故土之后，他将由一位实业家成为社会活动家。他在1927年被推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办实业的同时，1928年他领导过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人试图收买他，日驻奉天领事冈村约他面谈：“君非日本留学生乎？君不见贵国大官，皆出身于敝国乎？君知其富贵之源乎？”他的回答是：“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

比他小4岁的张学良对他很有好感，认为他胆识过人，有爱国热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两人交往渐深。张学良曾到肇新窑业公司参观，同意免营业税5年，而且自己投资12万元，支持他的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他手创的奉天肇新窑业公司资本已在60万元以上，职工有500多人。“九一八”是个转折点，不仅对杜重远个人，他的企业，乃至东北，整个中华民族从这一刻起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抉择的时刻，当时他正好不在省城，从号外知道这个消息，因念自己的瓷业公司向来为日本所嫉视，近年来他又主张排日，更为他们所切齿，如果贸然回去，几乎就是飞蛾投火。但他放心不下企业，还是决定冒险回去。公司暂时还在运作，恰在此时，中国银行总理张公权在沈阳，经他邀请参观了城外的公司，看见全体员工仍在兴奋工作，这位银行家甚为感动，对他说：“吾人于此国难当头，更当以精诚之心结为同志，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君有此500基本员工，即或东北无能为力，尚可向内地发展……”受张的这番鼓励，他内心激动，最初以为还可以坚持下去，员工也都奋勉工作，比平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坏消息不断传来，日本人下令通缉他，他只得忍痛告别自己一手创立的肇新窑业公司。10月29日他写了一篇《虎口余生自述》。虽然他想继续他的瓷业，但热血滚滚，国难迫来，使他难以安心于此，他与实业渐行渐远，逼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