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农村的斜阳

2009年08月01日 10:02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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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雪珥

1909年，在似乎只适合才子佳人缠绵戏的浙江，一部动作大片却震撼上演：向来温和、柔顺的浙江农民，居然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焚毁水师炮艇、打伤政府官员和水师官兵。

作为鱼米之乡和财赋重地，浙江的骚动震惊了北京。

灾民们自身温饱都已成问题，哪里还能忍受如此催逼。

兔子急了也咬人

一切都起源于这一年的水旱灾害。

先是暮春时节，最为富庶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暴雨成灾，一片泽国，海宁一带米价居然涨到了每石超过6元；入夏之后，旱灾又接踵而至，“田皆龟裂”，根据当时报载，农村居然因此出现了阖家自尽的惨事。

浙江巡抚增韫发给军机处的电报表明，灾害发生后，该省立即派遣官员到各地查勘，筹款赈灾，而秋收时节又再度派员进行复查，确定减免税收的范围。问题在于，各级官员不愿意放弃征粮征款这一肥缺，征收工作不仅没有因灾放宽，反而加紧催收，终于令矛盾激化。

湖州的乌程、归安两县(今吴兴区)，因为基层干部(书吏)“匿灾勒征”，激起上千乡民冲入府城，焚仓毁署。湖州府城不得不宣布戒严，并立即电请省里派兵弹压。同时，两县官员紧急勘查灾情，对受灾农户免征粮款，其余农户则打七折缴纳，才好歹将一场大风暴平息下去。

而嘉兴府的桐乡则没有那么幸运。桐乡受灾后，负责勘验灾情的各地“村主任”(“图董”)，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同时，基层干部们在皇粮国税之外搭车收费，中饱私囊。灾民们自身温饱都已成问题，哪里还能忍受如此催逼，一时便聚集了上千人，拥到各富绅家“吃大户”，同时对那些老实本分、继续前往缴纳漕粮的农户进行拦截，双方发生冲突。官方派出水师部队进行弹压，开枪击毙1人、打伤2人，结果激起众怒，水师炮艇被焚毁，7名水师官兵被打伤。随后，乡民们冲进县城，拆毁县衙，切断电报线。浙江省立即派出督练公所兵备处袁思永带兵镇压，用武力强行驱散，并将为首之人“就地正法”，方告平息。

这一年，除了浙江之外，全国多个省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北到吉林、奉天，南到广东、广西、云南，东到福建，西到新疆，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不少地区均出现严重水灾；而甘肃已经连续995天未曾降雨，缺粮缺水，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直隶、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则水灾、旱灾、风灾、雹灾四害并举。灾害过后，各地农村几乎都发生程度不同的群体性对抗事件。而即使没有遭灾的省份，也并没有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如江西宜春，甚至还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参阅本专栏6月1日《宜春上访事件》)。

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就以这种极不和谐的方式，拉开了宣统新朝 “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序幕。

一贯在农村起着稳定作用的士绅阶层，却在改革中被彻底瓦解。

乡村精英穷途末路

大清的田野，为什么充满了失望呢？

在雄心勃勃的大清新政改革中，建设与发展新农村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纳入过改革的目标清单。相反，“三农”本身被定位为负担各种改革成本的“奶牛”，举凡新政的种种措施，其成本几乎毫无例外地摊派到了农民的头上，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

而此时，一贯在农村起着稳定作用的士绅阶层，却在改革中被彻底瓦解，农村政权陷入了“失控”境地。

中国传统的国家“公权力”，一般只达到县级。县级以下行政，一靠各种胥吏，他们并不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最多算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编制，工作的动力以及经费的来源，都在于其所“代理”的国家权力，如征税、司法等；二靠传统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社会以乡规民约为准绳，以宗族集体领导为特点，而其中的核心就是通过科举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其胥吏进行公关及博弈。

这种结构成为维持传统乡村稳定的重要因素。“铁打的农村、流水的皇帝”，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只要新的统治者能尊孔重儒，并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如稳定的社会秩序)，一般都得到士绅阶层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乡村的效忠，即使在位的是诸如蒙元与满清这样的“异族”。“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现实的政治需求。

但是，这种在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中都无法动摇的“中国国情”，却被大清的新政改革彻底颠覆。1905年，大清中央宣布废除科举后，谋取功名的渠道就只有出国留学和进入新式学堂(参阅本专栏3月30日《帝国留学大跃进》)。但这种新门槛，比起科举旧门槛而言，毕竟是高了许多，多数农村家庭难以逾越。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书院、私塾、义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纷纷倒闭，乡村教育资源急剧萎缩。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风潮此起彼伏，即使在素来注重耕读传家的江浙两地，将矛头对准新式学堂的冲突、甚至流血冲突也并不少见。

尽管的确有无数的理由支持废除科举的激进变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严重后果是，它彻底破坏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渠道，而且没能建立一个新的替补机制。在关系“抡才大典”的组织人事方面，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钱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大批农村精英因此失去了晋身机会和传统特权，由维持农村稳定的中坚力量，蜕变为失望乃至无望的“高危人群”，从“助手”转变为了“对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任何矛盾都可能演化为刚性的碰撞。晚清风起云涌的群体性对抗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士绅阶层参与其中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历朝历代的“民变”浪潮。

“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

基层政权痞子化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仅是大清新政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保障各项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为了改革，对农村的摊派越来越重，急需更多的“国家经纪人”，另一方面，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被日益边缘化，而且他们因受限于自我期许的社会伦理责任，在扮演酷吏方面缺乏足够的天份和热忱，大量的传统士绅因此纷纷回避公职。

乡村的“公权力”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

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土豪劣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甚至毫无精英责任感。他们绝非乡村中的“善人”，但确是一种特殊的“能人”，一种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痞子能人”。这样的“能人”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传统的政治秩序中，没有机会染指公权力。此时，大清国判断好猫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于手段和过程都可以被忽略，这些“痞子能人”显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脱颖而出。

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灾难及农民对如此“改革的的对抗，侵蚀着改革的民意基础。而为了压制农民，以毫土豪劣绅”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便从“痞子化”进一步呈现出“黑帮化”，成为今后半个多世纪农村动荡和暴力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

“从来治国之道，惟以保民为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谕)，但大清国的改革者似乎忘了这段朴素的圣训。在这片失望的田野上，改革的阳光并没有令大多数民众感受到温暖与光明，这样的改革本身，也就成了温室里一盘脆弱的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