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匹兹堡G20峰会

2009年08月22日 01:1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人参与条评论

本报记者花馨北京报道

作为主席国与举办国，英国与美国已经开始为9月24、25两日即将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据本报独家了解，7月底，在伦敦唐宁街，英国首相布朗已召集全球11位经济学家，商讨9月匹兹堡峰会的议题设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作为唯一发展中国家专家代表受邀参加会议。

余永定告诉本报记者，与会专家所建议的峰会议题包括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及全球气候变化等。

与此同时，作为9月峰会主办国的美国，也已进入会议准备阶段。美国财政部对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对本报记者表示，在7月30、31日华盛顿的第一次匹兹堡峰会协调会议之后，目前考虑的议题包括全球宏观经济评估及政策协调、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作为2009年两届G20峰会的主办国，英美的以上行动，已经隐约将9月匹兹堡峰会议题锁定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三大方面。

而杜大伟也向本报表示，在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面，中美已经围绕相关问题取得良好沟通。

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建立起来的部长级会议，G20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至今也未有执行委员会之类的常设机构。“直到此次金融危机后，它(G20)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合在一起商讨并解决问题。”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对记者表示。

而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下，作为成员国GDP总量占世界85%，人口总量占全球2/3的G20，正从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多边会议向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演进。因此，不仅仅是主席国英国与主办国美国，G20其它成员国正通过多种双边渠道为9月峰会进行沟通。

8月2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韩国总统特使司空一，就G20匹兹堡峰会有关问题交换了看法。当天中国负责协调G20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会见了韩国G20事务协调人安豪荣，对即将在9月举行的G20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筹备工作进行沟通。并表示中韩两国将共同推动峰会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退出计划”需协调步伐

尽管各国已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绿芽”，但全球经济是否已触底反弹，需等待9月的匹兹堡峰会给出答案。

在1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上，渣打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Gerard Lyons)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衰退结束”的字样应会出现在此次峰会宣言中。但他也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已出现明显的复苏苗头，但仍然很脆弱，各国政府还不能采取“退出战略”。

而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尽管7月失业率出现自危机以来的首次下降，并被市场给予了三季度GDP增长将达1.2%的积极预测，但美国官方却仍对经济复苏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杜大伟对记者表示，现在仍无法肯定美国经济已触底，即便迈出低谷，美国将经历的也是一场非常缓慢的复苏，因为此次美国经济的复苏将伴随其经济结构的调整。

而作为今年G20会议的主席国，英国从今年3月起开始实施空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却并未带动英国信贷市场的恢复。根据今年二季度的数据显示，英国GDP同比萎缩了5.6%。

就在英格兰银行8月份再次向市场注入500亿英镑的同时，全球对于英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表现出消极判断。伴随着对英国未来通胀的担忧，英镑指数持续走低。

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则在此次的经济复苏中表现强劲。“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领导人可能会比较低调，”李籁思说，“因为引领此次复苏大潮的是新兴经济体而不是他们。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成绩卓越、举世瞩目。”

余永定告诉记者，由于各国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表现各异，因此在峰会中加强彼此宏观状况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乎未来各国大规模的‘退出计划’协调。”

尽管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制定了财政修正计划，财政部长盖特纳也明确表示将把美国的财政赤字降低到GDP3%以下的可持续水平，但“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仍是维持刺激方案”。杜大伟对记者表示，实施财政退出计划，最快可能要到明年的晚些时候。

余永定认为，在未来采取大规模的“退出计划”时，主要经济国需要协调步伐以避免单方行为的失效。“如果一国率先开始退出，而其它国家仍在维持或加大刺激方案，会使得该国的退出计划难获成效。”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五步走

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一直是各大会议的热门词语。但除了各国都表示“明确支持”以外，改革并无实质进展。在8月20日的会晤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与韩国G20事务协调人安豪荣表示，将在9月峰会中推动加快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步伐。

而在7月24日的唐宁街会议上，英国首相布朗曾专门就国际金融机构应如何改革一事询问了余永定的意见。余永定对布朗表示，以IMF为首，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面临5个要点。

首先，IMF应该重新审视并改变其传统的自由市场政策。“过去几十年，IMF给危机中国家开出的药方被证明

是错误的，”余永定说，“IMF内部应容纳多样化的思维与实用的政策。”

其次，IMF面临治理上的改革，使组织的决策更具公平性。而这包括至少五点：基础投票权需增加；份额计算公式必须改革，而这也是IMF改革最核心的一步；在组织的执行董事和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IMFC)选举中，考虑引入“双多数”投票机制(份额与席位的双多数)；消除一票否决权；机构领导人及高管的选举应公开透明，并将范围扩大到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第三，强大的国际作用需要有强劲的资源支持。对于IMF来说，增资的两个主要渠道包括增加份额和扩大对外借款。余永定强调，通过增加份额的增资必须同时配合份额公式的调整。

第四，加强IMF的治理需要引进联合国和其它联合国下属机构。“尽管G20比G8更具代表性，但它仍旧无法涵盖其它的172个国家，”余永定说，“IMF需要纳入能够代表其余172个国家的国际机构。”

最后，IMF要领导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某种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危害性已在此次危机下暴露无疑，尽管对于创设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有不同意见主张，但IMF应领导一个专家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

杜大伟告诉记者，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将是此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对于减少美国在IMF的份额，他表示，美国占全球GDP25%的比例是配得上17%的份额的。但他也告诉记者，美国明确支持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份额。至于消除一票否决权，杜大伟则表示，欧盟国家整体的份额超过美国，也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协商”。

全球金融监管“和而不同”

在美国推出金融监管新计划后，欧洲与英国也相继推出了泛欧金融监管方案与英国新监管计划。

“各国都在加紧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不同的国家出台了不同的方案，”杜大伟对记者表示，“各国应该认真研究这些监管方案的差异，并达成全球范围内的协同监管。”

尽管在7月意大利的G8峰会上，各发达国家曾有意就包括激励机制、公司治理、反腐败等问题设立全球统一标准，推出“莱切框架”，但在9月的G20峰会上可能被谈论的，是各国监管政策的协调，而非统一标准。

“由于各国都会维护自己的监管方案，因此对于全球监管，我觉得关键在于互相学习、协调合作，而并非一定要有统一的全球方案。”杜大伟说，“比如在此次S&ED(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两国已承诺将在会计标准方面应加强协调。”

8月20日，英国金融监管局(FSA)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已就加强英美之间能源期货市场跨境监管达成协议。同时，英国财政大臣达林表示，有关银行高管奖金事宜，需要放在国际层面上讨论。“这是必须从整体解决的事，9月即将举行的G20财长会议将会讨论此事。”

9月3、4两日将在伦敦举行的G20财长峰会，将成为24、25日的首脑峰会前站。

达林认为，银行需要对其发放的奖金和薪酬负责，但前提是各国需要在与此有关的金融监管法案上达成协调。因为如果英国限制银行发放奖金，而美国等其它国家不采取相应措施，则会削弱英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