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伟：中国道路更加自信

2009年09月11日 17:4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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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为中国传媒领域作出的多年贡献，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今年首次入选“全球青年领袖”。

9月9日，他与前来大连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各国“青年领袖”，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领袖利用他们比较活跃的特点，来探讨一些比较大的议题，并以实际行动率先示范一些倡议。”刘洲伟表示。

《21世纪》：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对全球下一轮发展的思考，本次的青年领袖论坛也将此作为重要议题，论坛在讨论中有什么新的发现？

刘洲伟：论坛主办方希望每个青年领袖都有一个商业宣言，首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作出贡献，然后利用他们在各自行业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一行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这意味着在出现大的金融灾难之后，青年领袖们有了试图去建立一些新的规则来拯救世界的想法。

这是我当时在想的一些问题。大家都知道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但是现实的经济学者都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亡羊补牢的故事。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人们发现自己对冰山的监控出了问题。后来就出台了大西洋(600558,股吧)冰层巡逻制度，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沉船事故。

这启发我们如果从一个大的灾难中能够学习到东西，出现一些制度创新的东西，其实灾难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

《21世纪》：我们注意到论坛的黑板上用十分醒目的字眼写着“中国2030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这个话题引起了青年领袖们的很大兴趣吗？

刘洲伟：这个关于中国的话题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大家都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不过在场的中国人对此还是非常保守的。大家认为现在去预测20年后的事情十分困难，而届时中国的GDP很可能还是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但人均GDP仍然只能处于世界中游的水平。

《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似乎在本次论坛上成为一个焦点，您对此有什么思考？

刘洲伟：我们去年转日报以后提了一个概念叫做“中国道路，全球价值”。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认为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寻找发展道路，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一个孤独或者孤立的状态下去找，而是一定要在全球的价值中去找到自己的道路。世界上中国道路和全球价值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关系。

在清朝的乾隆的时代，中国的GDP还占世界总量的30%，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就有未来。当时英国派来的使者希望和中国进行国际贸易，但是遭到拒绝。在使者给英国女王的报告中提到，中国就像是一艘巨大的破船，不是朝阳，而是夕阳。

当时中国拒绝改变，拒绝外来一些好的东西，因此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是却每况愈下，在之后的日子里，中国人的记忆开始进入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

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开始有了亡国亡种的危险，所以救亡成为中国思想的一大主题，中国再不自强就会亡国。还有一大思想主题是启蒙，用引进一些先进制度性的东西去取代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陈旧的东西，救亡和启蒙这两大思想一直交织前进。

真正的改变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做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同时利用了产业转移的大的机遇。

所以青年领袖们谈到，中国人和几十年前相比，无疑自信了许多。但是我们不能盲目自信，还是要继续看世界，回过头来看自己，然后逐渐完善。

《21世纪》：具体到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刘洲伟：中国的国企改革过去一直是以日本为老师的，曾经有大批的中国官员到日本去考察。但是后来日本经历了“失去的10年”，所以整个国企改革后来都按照自己的方案来进行。

此后中国启动的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以美国为老师的。美国人曾经有一个断言：从技术上来看，中国的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后来中国的金融改革路径基本上是按美国方式设计的，因为美国人比较强调市场导向。

在本次的金融危机中，像花旗、雷曼兄弟等许多原来被视为偶像的华尔街金融机构都倒下了，基本上是全军覆没。

这让大家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这在本质上，本次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商业道德的问题，华尔街过去倚重的一些高杠杆率之类的工具，这次受到了空前的质疑。

一个来自德国的教授在本次的论坛上提到，德国有上百所商学院，却很少有一些商业道德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在金融危机后会倡议商学院们不要仅仅顾着教会学生会计准则之类的课程，而应该在商业道德方面也多下功夫。

这也是本次的青年领袖峰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虽然经济还乍暖还寒，但是人们已经从金融危机的灾难中缓过来了，开始思考下一步怎样进行一个大的救赎。开始从根本上、从道德框架的构架上去考虑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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