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闭幕全会：全球复苏的未来步骤（实录）

2009年09月12日 18:07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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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0日至12日在大连举行，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确定为：“夏季达沃斯”——重振增长。凤凰网财经频道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是“全球复苏的未来步骤”全文实录。

主持人：这个基金会是独立于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会发现全世界的人他们不仅仅能够通过社会创新提高人们的尊严，同时还可以为年轻人树立榜样。我们发现这个基金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实现了一些价值，同时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服务于社会。有很多想法，进一步改善几亿人们的生活。比如医疗、卫生、教育、农业，非常注重水和环境保护，这些都将大大推动人类的进步，施瓦图基金会的目标是要找到最好的个人，利用他们社会中的一些专业精神，同时交流，使世界经济论坛更多的接触更好的广泛的网络。我们有新的思想、新的举措，会在微观、宏观领域。世界经济论坛积极参与了全球重新规划的这翁举措，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微观世界。这样我们可以推动积极的发展，在地区和个人中促进发展，同时我们的创新精神，必须以个人和公民的努力，他们的智慧进一步可以提高社会的福利和正义。这些主要是为进一步表彰领导创新和影响亚洲的年轻人。不然他们完全不会被人所知，他们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他们整个能够带领国家前进。同时他们积极地努力，找到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解决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这样，和世界一千多位企业家一起建立关系，亚洲社会企业家年度奖，第一位获奖人是来自泰国的，请上台。

在泰国北部，特别是在金三角鸦片地区，建立了医疗制度，满足了人们营养的需要，同时寻求一些新的方法，建立一些非常成功的企业，现在这种模式在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得到了复制和模仿，谢谢各位。

第三位获奖人，现在有1.5亿流浪儿童，他在1994年度假，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到祖国。他们看到了这些农村儿童的困境，他们给他们提供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他们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一些解决办法。对城市流浪儿的救助，在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中美地区都普遍采用，向他们表示祝贺。

第四位获奖人是来自新加坡的，全世界有3亿多流浪人，他们都是在他们的祖国以外进行工作，很多是妇女，他们在海外工作来支持家庭，最终她们又回到自己的家庭。SARA给他们提供教育，给妇女提供企业的培训，在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其它国家。回到国家以后，她们有了这样的技能来开展业务，帮助妇女进行储蓄，把储蓄用于生产，而且在香港和东亚其它城市也获得这种帮助。

请与我一起向四位获奖者表示祝贺。

主持人：时间过得很快，这是我们三天的成果，我的工作是在剩下的半小时，我要保证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大家能够充分地理解我们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大家达成的共识和分歧。这是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尽可能要最终把我们所讨论的归类为五个领域：新的企业模式、亚洲的发展和它们的繁荣模型、解决社会的需求，以及新经济的机会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科学技术，也许我们还可以一直开到晚上八点。

下面的40—45分钟，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所有谈论的精华，有些非常高层的人士积极参与了讨论，想看一下他们的观点，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先让他们一个一个来谈，计算方法很复杂，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按照纪律，并不是6个人都要谈，我们现在要做计算，如果大家都说就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他们每个人将会讲5个题目中的三个问题，他们只能说90秒的时间，不能讲太长，如果他们讲太长，我将会敲铃提醒他们。大家也可以介入，我只能给你们30秒的时间。可能听起来太残忍，但是没办法，如果发言，必须要精简，必须是30秒时间。

第一个问题，经济衰退和全球公司业务模式变化的情况。首先请Burrow用90秒的时间讲一讲，你是来自工会，在全球经济危机时，贸易出现问题，你们应该怎么做工作？

Burrow：内部和外部的工作重新要进行平衡，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方面，我们讲到了绿色经济，但是很多劳工的机会还有就业机会，还有工作技能、老龄化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工作中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赖于出口，必须在全球化中搞得更加平衡，平衡也包括社会的发展。我们在绿色经济中确实有机会，但是就像萨科奇总统在国际劳工组织上讲，我们现在有一种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有市场，不管社会成本怎么样。第二个模式，要重新调整内部和外部之间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国内的增长，这样把社会发展也纳入到增长上，这样就获得更加平衡的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让所有的国家都获得机会，让所有的劳工获得机会。

刘积仁：新兴的经济体确实在全球经济恢复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的业务，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业务模型，必须把出口型的贸易的模式变成国内需求增长型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把过去人力资本型的模型转变到新的模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过去那种以成本为基础的发展向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转变，这是惟一的出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扮演我们的角色，来推动我们恢复全球增长的角色。

Sultan Al Essa：业务机会将在新兴市场越来越多，新兴模型将朝着新兴经济体进行，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情况，有些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很多国家，像中国、韩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投资，他们将可能是增长机会的中心。另外，以协同的方式设计我们的供应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模型的转变，我们要把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从头做起，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消费者的倾向、嗜好的问题。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最后还有一个合作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促进协作和努力。

赵先生：在去杠杆化的世界上，我们应该回到基本面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还有统一性，我们要搞创新，要有创新力，要抓住一些新的机会，新兴的市场现在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要共同做出承诺，促进世界更大发展。同时我们要让大家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也就是在经济危机之前，我们都来讲经济危机。当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对我们全球的世界做出更多的承诺，谢谢。

Nik Gowing：这种模型应该怎么变化？

赵先生：我认为我们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要把实体经济和所谓的虚拟经济分开，回到基本面上来，充分利用金融的手段作为工具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外，全球经济应该还包括文化、政策、政府还有监管。

Nik Gowing：请你说说业务模型应该怎么变？

嘉宾：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在危机之前的世界，怎么把经济再挽救回来。实际上经济再回来，恢复了以后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实际上象征性的，很简单，过去是西方八国，现在是二十国集团，再不会有八国了，因此做决策的流程也变了。世界经济论坛做得非常火，就是世界的变革做出重新的设计。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的，在危机之前不会再回来。大家只有在获得透明度之后才有信心。因此，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个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们现在的世界、做事的方式和为谁工作，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了。今天的业务模型将会比以前更加复杂。

提问：现在很多公司可以充分地使用现有的信息，信息是核心企业的副产品，大家应该以创新的方式把信息拿出来，创造出核心的新的价值。

提问：此外，同样的信息还可以为我们的产品带来附加值。任何一个消费产品都会有一些信息的联系。基本的模型变化就是权力地转化，也就是机构之间还有个人之间权力之间的转移。过去个人做不了很多工作，现在个人要做更多的工作。过去都是政府宣传机构，现在很多记者、普通人都可以生成很多内容，还有用户自己搞的科学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多的。可以说对这些人带来很多机会。

提问：我是来自德国的马丁，我们也讨论了再生能够的机会，它可能帮助我们看到更大能源的潜力，我们有新能源就不用再节能了，这样就带来很多就业机会。

Nik Gowing：你现在是不是对我们的业务模型已经带来影响，是吗？

提问：欧洲确实已经有了，现在这种趋势向亚洲转移了。

嘉宾：我们看到了劳动力之间合作的模式，一个部长给我们讲了工厂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柬埔寨的，有纺织、电子，都计入到了价值供应链，还有质量劳动力、质量的供应。这些因素要相互的协调。过去很多传统都是相互竞争，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例如云计算这个技术，云计算实际上是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消费者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个代码发出去。新的合作模型可以从基础上就开始发挥作用，重新促进增长。企业界、政府界、劳工之间还有雇主之间都可以使用它加强合作。

Nik Gowing：刘先生，是怎么改变这个业务模型的？

刘积仁：这个模型确实是在改变，基本的还是应该由创新来驱动。我们要彻底改变我们老的观念。可能我们的消费马上就可以促进恢复，实际上现在应该有新的东西来促进消费。我们现在看看年轻人，他们花了很多钱买互联网上的东西，他们还花钱在互联网上买小说看，开支非常大。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在中国很多人愿意存钱，但是你看下一代人，这些人花的钱更多，比他们的父母还多。他们花了钱买的东西完全是新的东西，是以新的方式来买东西。这种新型的消费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Sultan Al Essa：新兴企业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源泉，而且我们也会不断地恢复一些信心。但是今后我想还是国内消费的出现。

提问：我来自苏丹，我发现了一个大家没有讨论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发生变化，以及在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方面如何变化？首先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将进一步改变行业的行为，还有经营的方式，以及传统新的经济技术。所有这些将会进一步塑造世界未来的经济。

Nik Gowing：我们现在讨论下一个话题，亚洲经济是否做好准备，来应对长期西方储蓄高、消费降低的情况？

请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来讲。

嘉宾：在过去几天的对话中所了解的一点，世界是否准备应对亚洲经济变化和发展模式变化，如果可以想象一下亚洲经济，亚洲国家动员自己的经济能力全面容纳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我们可能会恢复一定的增长，希望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也会出现，越来越困难，很难以管理。由于这个变化提出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的管理体制、管制体制，还需要进行有效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