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郑海泉：短存难长贷 外资行上半年信贷很吃亏

2009年09月17日 00:2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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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芳艳上海报道

“今年对外资行来说，是挑战比较大的一年。”郑海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感叹。这与之前渣打大中华区主席曾璟璇的感受相似。

汇丰中报显示，上半年汇丰在中国内地税前利润为7.52亿美元(包括联营公司如中国平安、交通银行等的利润贡献)，与去年同期盈利9.07亿美元相比，下滑约1.5亿美元。

颇有几分无奈。郑海泉表示，在7万亿信贷盛宴中，束缚外资行信贷投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外资行的存款来源有限，在资产匹配上，如果短期存款大量用于长期贷款，存在风险。

不过，随着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汇丰将积极入市。

事实上，尽管现在业务规模与中资行难以匹敌，但倚重新兴市场发展的汇丰对中国具有长远谋略。随着内地国际版即将登场，汇丰控股或将很快登录A股，重回“故乡”。

资产匹配掣肘

《21世纪》：今年中国的外资行面临一定的挑战，贷款不增反减，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受流动性影响？

郑海泉：今年对外资行是挑战比较大的一年。上半年新增的贷款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和基建项目，这不是我们业务的强项，我们主要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但上半年外贸形势急剧下滑，外资企业对贷款需求不是很多，没办法。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太做期限太长的项目，主要考虑到资产匹配的问题，我们吸收的存款期限短，不能做太多中长期贷款。

另外内地银行跟大型企业关系比较密切，我们没有这种业务关系，非常不容易。我常常开玩笑说，内地银行的贷款力量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没法比。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而是他们不愿意分给我们。

《21世纪》：为什么有一些贷款涉及到内地和海外的业务也很少见到外资行的参与，比如最近珠海横琴岛项目开发，它靠近澳门、香港，在银团贷款中没有外资行的身影。

郑海泉(笑)：国内一家银行就给了他们百亿贷款，而且是三十年的。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很强的资金来源。

《21世纪》：你们为什么不能拿全球的资金来匹配呢？

郑海泉：当然会有相互的拆借，但我们基本上要求各个地区自己负责自己的流动性管理。银行一般能吸纳的存款期限较短，发债的期限最多也只有5年、10年，但贷款可以长达30年，如果短期贷款大量用于长期贷款，这里面确实是有风险的。

《21世纪》：那下半年怎么去抢夺贷款？

郑海泉：只能多跑多努力，多争取机会。我们希望下半年尽量增加在内地的贷款。

坦白说，外资行在内地竞争很吃亏。我们的强项是贸易融资、现金管理，单纯贷款规模一定拼不过内地的银行。所以我见到本地银行行长都会感慨说，你们太厉害了，我们比不上。

不过，我们的现金管理系统非常先进，一个跨国公司可以看到他全球各地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加大业务量，现在品种比较单一，收入来源也比较少。

《21世纪》：下半年汇丰信贷投放的目标重点是争取政府项目，还是中小企业项目？

郑海泉：在政府项目上，我们可能比不上中资银行，所以会更偏向于企业贷款，但最终也要看经济状况，比如外贸形势复苏的进展，估计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会好一些。

上海“国际板”应取国际规则

《21世纪》：汇丰中国近来融资频繁，在香港市场分别发行了面对机构和零售客户的人民币债券，同时汇丰拟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如何理解汇丰的融资目的？

郑海泉：我们在香港发行债券很受欢迎，我自己也买了一些。内地的存款利率低于发债利率，但是要考虑到开分支机构的成本——人手、租金、系统投入，可能还是发债成本低。

我们融资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为了香港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发展，二是提高内地公司的人民币资金来源。

《21世纪》：一些人士认为，汇丰在中国上市，可以低成本筹得人民币资金，进一步扩大知名度。但同时，中国监管体系是否能与国际最高水准接轨，是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汇丰对A股上市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在A股上市问题上，还有哪些技术问题有待解决？

郑海泉：我们一直积极表达上市的意愿。一方面，在上海上市对汇丰来说意义重大，汇丰总部虽在英国，但上海也是故乡。另外，汇丰是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我们希望内地投资者能成为汇丰的股东。

目前内地的监管机构还在研究国际板的相关政策。不过，坦白说，A股的相关条例和海外相比还比较严格，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中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的会计制度不一样，要求跨国公司适应两套会计制度可能会有些吃力。

国际板是让具有良好历史记录的跨国公司来上市，从我个人而言，希望国际板能使用国际惯例，比如说汇丰已在全球5个市场上市，监管已经非常足够，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另外再搞一套规则。当然这最终都需要看监管的决定。

《21世纪》：汇丰为何会选择集团而非中国公司在内地上市？

郑海泉：我们不是很希望分开上市，这样比较麻烦。同时，从内地股民来说，投资汇丰是因为汇丰是全球性的，如果他想投资内地的银行，为什么要投汇丰呢？不过是集团上市还是其他形式，这还没最后定。

(本报记者郑小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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