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从评价体系看中国与诺贝尔奖的距离

2009年10月10日 07:23
来源：凤凰网财经作者：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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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财经评论员

刚刚公布了2009年度新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又有华人得奖，华人高锟先生以他在光纤领域的卓越贡献得到了这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的幸事，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除了高行健以外，华人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没有在中国大陆所做出的工作，更没有在大陆接受基础教育的人，而高行健也是在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世界最多地人群代表不够权威一定要给一个汉语作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还给了一个外籍的华人，这里我们说中国的科技环境还需要发展整体水平与世界差距巨大不足以产生诺贝尔奖的得主，而中国的教育也不行吗？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科技的领先世界的东西，中国有几次是非常接近诺贝尔奖的，按照本人的记忆，主要的工作有：

1、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个工作是人工合成高级的蛋白质，以前合成的催产素应当是多肽，这是具备巨大里程碑的意义的，在诺贝尔奖里面对于这样的发现是达到诺贝尔奖的标准的；

2、杂交水稻，这样的进步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意义，而且使用没有雄蕊的水稻进行杂交是世界性的发明，对于他这样的发明也是符合诺贝尔奖的要求的。

3、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这三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文告中称，他们是因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才获此奖项的。对于相关研究中国是要领先的，但是有关的课题组在文革中被批斗。当年《新京报》等国内媒体对于这样的遗憾做了头版的整版篇幅报道。

对于这些非常接近诺贝尔奖的，我们在表示遗憾的同时要看到其中在评价体系中的问题。中国对于人工胰岛素的合成没有一个具体的研制人，而是一个研究组群体，诺贝尔奖是不授予集体的，胰岛素的合成肯定是有领导人的，但是中国这样的枪打出头鸟的环境下，竟然没有一个人在署名；而对于袁隆平在圈子里面也是倍受打压，到现在袁隆平已经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了，但是他还评不上国内的科学院院士，只有一个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工程院院士，对于袁隆平这样的人，早就应当是两院院士才对，国内专业人士对于这样的贡献都大大的贬低，怎么能够指望世界能够重视你？最后对于在夸克方面当时领先世界的课题组里面由于领头人朱洪元的早逝，到现在那个备受世界瞩目的课题组里面还没有朱洪元的弟子成为院士，虽然他们的文章在国际上的引用率等等影响远远超过大部分院士，如果不是落后于他们的研究得到了诺贝尔奖，这个重要的科学工作中国曾经领先世界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的问题首先就是最高的院士层面的评价上，选院士是一个政治活动已经是圈内人的心照不宣了，里面的人际关系才是关键，关键是学阀的影响，要当选要有领导支持和当院士的导师等等支持，同时对于已经当了院士的人，不是把自己行业里面水平高的人选进来，而是尽量不让水平能够威胁自己地位的人进来，尽量把自己的门生关系选进来，因此院士的推荐和选举就是一个政治的交易市场。院士是只进不出而且没有硬性的学术标准只有人为的好恶，结果一定是评价体系的低下，世界上普遍认可的对于科研的论文国际引用率在中国就是吃不开，原因就是中国的院士们的引用率的问题，在大家质疑院士的水平时，最后的结果就是把院士当选从半数通过变成三分之二通过，实际上就是使得原来的院士的权力更大和人事博弈更加复杂，而事情的本源中国院士的论文很多是学生的工作，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太低，却没有得到解决，原因就是这些院士本身的引用率有多高？当年翻译中学物理课本就可以成为大科学家，背后是成群的学生院士捧起来的，虽然翻译这样的课本给了我们力、摩擦、质量、能量、功等等我们常用概念的中文表述，对于民族的意义重大，但是对于科技的水平就难以说了，再进一步中国的两弹一星对于中国的、民族的贡献重大，但是在科学上却是重复他人工作，很多因此当上院士的人，以工作是保密的来解释他们的科学工作为什么国际上的论文引用是很少的，但是如果是科技水平足够的人，以当今中外接轨的情况，这些“大家、大师”在公开的研究领域取得一些国际有影响的工作还是应当的。由此可以看到其中的政治取向，当院士不是科学水平而是学术政治，中国的学阀体制是自古的和有传统的。

中国的高端评价应当与国际接轨，应当采取国内通行的标准，即使是有中国特色，起码应当有一部分人是按照国际标准以客观数据当上院士的，而不是全部按照人事选举，这样的选举给中国年轻的科技精英缺乏上升的通道，中国对于科技人才的待遇与国际无法比，但是当年为什么就会那么多人回国，因为对于人才更看重的是发展，你没有给他发展的空间，他就不会呆在你这里，更何况还没有待遇的吸引力。而中国培养的人到国外，不说人家歧视你，就是人家要了解你也很难，你在国外读书，你的同学和导师们都很了解你，互相的介绍推荐，会让你省力很多，所以中国人大量在国外给老板服务，因为在国内也是这样的没有出头机会，当然到国外挣钱了。

如果采取国际通行的以论文引用率进行评价，就给人才脱离人际关系一个晋升的机会，否则在人际关系下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也会让很多人必须接受导师的盘剥最后到境外打工，中国现有的评价体系让那些有个性有才华的人没有空间，而人事圆通的人怎么可能专心科技提高造诣呢。

这样的评价在高端的不足还会造成向下的放大效应，我们的假论文横行，原因就是大家要的是论文数而不是引用率，如果是要引用率大家都在网络上查自己的文章引用情况，你抄袭他人文章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因为发表人会自己搜索与自己类似的文章和引用的部分，你引用他人文章就必须注明对于他人的引用，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监督机制，而这样的体制不推行就是与高端人士的制高点有多高密切相关的。

而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自我淘汰真正的精英在他们没有成才的时候，中国与老师的关系直接决定你的出路，而中国的考试也是多项全能不是注重特长，对于特长生的特招已经变成腐败的窗口，在中国有特别天赋的学生是要被体制所埋没的，尤其是在我们语文、外语、政治等等必考的文科课程面前，理工特长生是灾难。而他们进入到大学以后，在研究生阶段导师更多的是让他们给自己打工而不是指导，最后他们的出路就是到国外，但是这些留学的不是我们现在的富二代留学生，在国外难以不为生活而放弃理想，中国不是没有精英，而是没有把精英选拔到可以发挥他作用的岗位，评价体系才是根本问题。

我们可以想一下古代的宦官专权，只要宦官专权就一定是黑暗时刻，但是对于宦官在宫廷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过的世面和多少万人里面取得成功，远远比乡村子弟有更好的条件，原因也是评价体系，因为宦官的成功不是依靠做事好坏而是对于领导的服侍得好坏，是一个纯粹的溜须拍马的评价体系，谁也脱离不了这样的体系的，即使是在皇帝身边得宠的宦官，也是在当年他十岁左右到皇子身边时就成为整个宦官体系的棋子了，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已经是体制给他的了，评价体制的低下才是宦官政治黑暗的根本，在此通过对于宦官体制的问题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体制和评价体系的关键作用，是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的。

对于中国的问题，关键就是改变评价体系，给人才晋升通道，对于我们的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也是评价体系的问题，你以考试为评价体系，教育就是应试的，你以素质为评价体系，应试教育就没有生存空间，而这样的评价体系的改变是要从最高端做起的，历史上的长命王朝开国皇帝登基后也是以发展学术为治理天下基础的，对于中国当今就是在学术界搞好评价体系的建设，学术界的龙头就是我们的院士评价，院士选举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更加公正，才是问题的关键，解决了评价体系问题，才有中国科技发展与海外竞争的基础，有了与国际接轨的环境才能产生与国际接轨的成果，才有可能得到国际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