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奥斯特罗姆得奖及其涵义

2009年10月15日 14:18
来源：凤凰网财经作者：孙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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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涤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凤凰网财经专栏/专栏作者孙涤】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中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昨天消息传来，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期，惊讶多于欣喜。它的涵义，象征高于实质，和奥巴马得到和平诺奖是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国内，大家认识到，总统所得的奖，是预付他对世界事务要靠协商合作，避免强行干预乃至武力冲突的承诺，而非表彰他努力的成果；埋单的是布什总统，世界公论似乎扇了其所代表的美国霸道一个耳光。布什凭着不满一千票的侥幸当选，却颐指气使，声称“凡不是我们朋友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横行的企图使美国蒙受损失，并且遭到各国包括多数美国人的唾弃。奥巴马的膺选，更多地是出于世界阻遏美国成为帝国的野心的一种惩戒。

奥斯特罗姆的膺选则表达出了，和把持经济学界多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分道扬镳。本次经济学奖的大热门人物，尤金.法玛多年来的工作——证券市场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市场有效(甚至无误)理论的实证基础。伦敦在预测获奖者时开出的2：1的奇高赔率，赌法玛得奖，可以看出他的背景。不幸，法玛落选了。原因不在他本人，以研究工作的勤勉扎实，法玛比起前几任靠“市场无误说”而得奖的，并没有愧色。然而时不我与，“市场无误说”在市场被捅破，去年金融市场的崩塌，无可挽回地使它信誉委地。要不是那次“决定性检验”的打击，法玛也许去年就能得奖；克鲁格曼的当选也属意外，就好比高尔夫球赛中的三杆洞一杆进洞。奥斯特罗姆的当选则更奇，是五杆洞的一杆进洞！伦敦的赌盘根本没有考虑她获奖的概率，连同获奖的威廉姆森，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贡献者，得到的赔率也在50：1开外。

不妨这样讲，布什霸道行径的破产使奥巴马意外获奖，市场原教旨理论的破产使克鲁格曼、更使奥斯特罗姆意外得奖。事实上，自1998年LTCM 对冲基金运作失灵后，(LTCM的方法及工具的奠基人M.Scholes和R.Merton在早一年已经把奖拿到了手，他们要比法玛幸运)经济诺奖的评审重心就开始有所转向。得主中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大异其趣的颇有人在。经济诺奖的评委会的这一次选择应该是明智的。假如经济学还是科学中的一门，即便不如物理、生化那样精准，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是旨在鼓励某种意识形态，不是“软”得难以检验的，如文学奖、和平奖那样，那么获奖人的经济学成果就必须接受现实和市场的评测。本次市场危机的重创之下，经济学人的反思和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已是势在必行。能否转换平顺，想想也明白，很艰巨。拒绝被证伪，是意识形态的固有属性；一门学问之所以能被称为“科学”，即使不能在市场上卖出高价但仍能受人信赖，就在于它是能够被证伪的。我们相信，经济学还是有若干科学性在。重读T.库恩五十年前的名著《科学变革的结构》会有启发，当利略把日心说的薄纸给捅破之后，地心说在场面上还维持了很久，而罗马教廷最后的公开认错，要等到若望.保罗二世，四百年以后的1980年代了。

也有人说，奥氏的中奖，和奖励女性从事经济研究不无关系，毕竟四十年来还没有哪位女性得过经济学奖呢。这显然是L.萨默斯犯过的错误，为此他丢掉了哈佛大学的校长职位。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有不少开创性，她的功力和勤勉也是有口皆碑。比如2002年经济诺奖得主V.斯密就夸赞她是“任何场合和任何时代的一位楷模”。奥氏的训练是政治学博士，结合到经济研究，她很注重跨学科的项目课题，方法和关注面也是跨学科的。经济学是一门有关“物质利益如何分配”的实学，把利益冲突的政治解决排除在外从来就是不可能的。结合她的实地体验、细节调查、实验方法，奥氏在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拓展，及其别开生面的成果。为此她入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大学主持的“政治理论及政策分析训练营”，专注于公共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诸如团体共有的放牧草地、捕捞水域、灌溉系统，等等)的共同使用和管理，及其规则的设计制定。训练研讨用会商和妥协的试错方法来谋求比较好的制度和组织选择，从中很多人得到培训，很多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地区的难题(比如，尼泊尔偏远农村地区的民间水利灌溉的建设和利益共享，等等)由此得到解决或提供借鉴。

奥氏的方法取经于科斯著名的“灯塔服务功能”解析，但她的考察面要宽广得多。科斯得出公共品和服务不必由政府机构主导提供，私人间的安排可能更为有效。奥氏了解到这些问题牵涉到多方利益的集体行动，对动机和动因、资源和手段的约束的了解，都应当是具体而微的，一般原理常不管用，甚至误导。她认为以“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through self-organized institutions)为核心的多种形式——因时因地的折中妥协，可以是纯民间的，完全政府的，通常是两种某种程度的结合，只要有实效，能持久就成。可以说，这是奥氏在制度和机制选择上的“猫论”翻版，不过奥氏版“猫论”是来源于她和同事(特别是她的丈夫 Vincent Ostrom)长期实地工作得到的真知灼见。她认为，产权明晰的重要是基础性的，但产权过分明晰则很危险。把“政府”和“个人”绝对分化，对立起来，对问题的解决是有害的。

奥氏强调，把“政府一元化”，不顾各级政府的多元利益平衡，无助于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形成。在这里，过度集中(over-centralized)和过度私有 (over-privatized)同样不可取。她认为，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利益和信息“相符”(commensurate)。我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带教学生时，经常强调要他们“行和思相符”，也是从奥斯特罗姆那里得到的启发。我希望，在我们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探索中，合宜性(commensurability) 能成为我们话语体系的一个中心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十多年前出的一本好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M.Olson)提出了搭便车使公共政策和公共品的形成变得困难，而且组织的规模越大问题就越难，挑战了传统智慧，影响深远。不过他是从负面来论证人类本性带来的发展问题。(他后期的理论逐渐转向积极探寻解决方案；要不是他在1998年已逝世，得奖也该有份。)而奥斯特罗姆则建设性地来考量问题，在现实约束下寻求适度的解决方案。

总之，奥氏的获奖不仅替女性经济学人的工作得到承认开辟了道路，更为多元利益——无论来自个人还是组织——与现实状况相符的平衡，以“中庸之道”而非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为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