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福彩：将尝试说服3.6亿得主接受采访

2009年10月25日 10:32
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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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行业需要“补课”

《新民周刊》：有调查说，在中国很多彩民基本上是出于“撞大运，发大财”的目的购彩。有的彩民甚至将买彩票作为投资，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倾家荡产者时有耳闻。购买彩票应保有怎样的心态？

王薛红：首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无论中奖与否，这毕竟是一种消费的行为。其次，我们国家的彩票是一种公益行为，应该把买彩票看成是献爱心、做贡献。公益事业也要量力而为，不能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这也不是发行机构所鼓励的。另外，目前彩票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更大地丰富了百姓的娱乐生活，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也希望人们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体验到乐趣。

《新民周刊》：中国购买彩票主力群体是哪部分人？据有关论文资料显示：内地中低收入者成购买彩票主力，即月收入在约2000元以下者。

王薛红：我国彩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居多。当然这个月收入2000元也是我们在调查中设置的一档，但是全国各地收入水平是不平衡的。根据收入比例分析，彩民的构成还是中低收入者。

《新民周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彩民构成？

王薛红：其实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买彩票的富人偏少，中低收入者居多。但如英美法等发达国家，那里相对的公信力比较高，彩票发展历史较长，宣传到位，娱乐性上也体现得较强一些。因此民众的参与度达到也很高，能达到70%-8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90%。但中国，根据我们所的调查，百姓参与度在20%左右。

事实上，这其中也存在误区：买彩票并不是投资的行为，而是投机的行为。一直以来，没有一种正确的引导，导致一些中低收入者过度购彩的行为。要知道彩票的中奖率是很低的，要让理性有常识的人花大钱去买彩票可能性本来就很低。再加上目前情况下，人们对彩票行业公信力普遍存在质疑，那些相对理性的高收入群体又怎么可能来投入呢？

当然，中国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流动人口买彩票的占比例比较多。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而且彩票的门槛很低，2元一张，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承担得起。

《新民周刊》：那不就陷入“穷人帮穷人”的循环了吗？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高收入者来购买彩票？

王薛红：是，这也是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够到位造成的。所以，发行机构、研究机构、媒体对于彩票的教育、引导、宣传等这些工作还需要开展和加强。这样，社会上对彩票的认识才能更准确和全面。彩票发行这20多年来，我们虽然筹集到了超过2000亿的公益金也做了许多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效果如何，资金起到什么作用，以后会怎样更好地使用这些资金来服务于公益事业发展等这些方面的监督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不断完善。

《新民周刊》：您能简单地形容一下当代中国的彩票市场吗？

王薛红：彩票从1987年在中国发行之后。在专业研究领域，彩票行业应该是一个朝阳产业，前景很好。但同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弊端确实对彩票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制约性。用一句很俗套的话来形容就是“前途很光明，道路很曲折”。就我个人参与制定管理条例而言就8年了，国家法制办有些专家参与了16年。很多基础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能确保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明白必须要开展基础研究。

目前这么多人来质疑高额奖金产生的真实性，来质疑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说明了我们基础工作的欠缺，我们现在是到了“补课”的时候。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公众已经不去质疑发行机构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其实，公信力能够得到保证的前提是技术和规范性方面都得到保证。

管理体制需要完善

《新民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的彩票市场是被国家福彩中心垄断，现在国家法律也不准网站发行销售彩票，这些条条框框极大地限制了彩票的健康发展，您怎么看？

王薛红：现在，彩票是我们国家政府垄断发行的。这是毫无疑问，也是国家用条例，也就是法律形式来确定的目前彩票发行的这种体制。如果，法律不修改，那这种形式还将持续下去。至于说，这种发行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互联网是否受到限制，这是两回事。国家的发行体制只是这样一种垄断的体制，互联网只是发行机构所采用的一种销售渠道。在安全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也好，站点销售也好，启用不同的销售形式是会实现的。

当然，应该说这种发行体制和彩票的发展在有时候也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彩票作为商品需要一定的灵活性，那政府的这种层级式的管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有一定制约性。有时候，我们政府任命的和市场需求的并不相同。因此，相当时间内，我们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新民周刊》：那国外是可以私人发行彩票的吗？

王薛红：国外是从21世纪开始，欧洲一些较发达国家开始探讨彩票发行的私营化。因为在公信力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这是可以探讨的。而我们在政府发行的情况下尚未保证公信力，再去希望私营企业发行能够有公信力，我想这点可能还为时尚早。国情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经济发展以及消费心理都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去简单复制国外的做法。

《新民周刊》：按照刚才的说法，我们可否认为中国彩票的管理机制仍非常不完善？

王薛红：还会提高。现有的机制只是对现有发行体制的一种确定。随着市场发展，发行体制也需要一定调整变化。这些都是必然的，就跟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只是说如何来做出调整，这需要我们有各种条件来设定。

《新民周刊》：政府对此应该如何去做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王薛红：政府首先是应该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例如游戏应该如何发展，体制如何转变等等。我们研究所之前希望在国务院下面建立一个彩监局，下设一个彩监会。彩监会负责制定规则规范；彩监局来发行。然后设立一个全国垂直的体系，就和现在的银监会、保监会一样。但是这种模式太过理想化。我们曾经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这个方案，希望各方机构能接受，但是至少现在还没有被接受的迹象。

当然，现有的发行方式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例如规定体育彩票往竞技类方面发展，福彩往乐透、即开方面发展。都是国家在发行，都是在完成政府的任务，不需要两大机构之间这样的恶性竞争。如果发行主体是市场上的企业，那拼个你死我活的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