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还是蚁族《蜗居》唤醒时代隐痛

2009年11月26日 10:26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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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廉思对《蜗居》现象颇有感慨，在他看来，《蜗居》呈现的才是现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奋斗》里那些刚毕业就开上奥迪或奥拓、整天打台球泡吧的年轻人究竟在奋斗什么？难怪很多人看完后得出的结论是：奋斗十年还不如有个好爸爸。”

廉思及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提出了“蚁族”的概念，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有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某种程度上，《蜗居》里的海萍像是一个蚁族的代言：“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有10%的蚁族毕业于211重点大学，有调研员在聚居村遇到自己北大、人大毕业的师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以前做社会调查，面对的是农民工、性工作者这样的弱势群体，调研的同学不大有切身感受，但与蚁族的接触，使很多人开始忧虑自己毕业后的生活。”

廉思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来自农村、县城，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学中的“富二代”、“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求职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说：“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实际得到的远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大学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降低，使大学生这个群体普遍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与绝对剥夺感一样，也会使人产生挫折与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有些人会把这种挫折、愤怒转变成侵犯，直接冲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廉思还表达了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打拼，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真真切切教给他们的。教育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廉思惊讶地发现，在他与蚁族的接触里，这些出生于1980年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也许正是这样对自我奋斗意义的焦灼和怀疑，使网民们质疑《蜗居》的结局：宋思明和郭海藻这样走捷径、抄近道的人，真的注定自食恶果吗？

活在当下的抉择

滕华涛对《蜗居》引起的争议丝毫不感到意外：“我们之所以想写一个这样的戏，其实就是针对现今社会里宋思明、郭海藻还是挺多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有所思考，充分讨论。也许现在还有人坚持站在宋思明和郭海藻这边，但是至少希望他们过了嘴瘾之后，有一个反思，你是否真的可以这样不计后果去做一件事。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不能忽略一些价值观、伦理道德的问题。大家不能因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完全置道德、法律、所有这些东西不顾，而只为享受短暂的过程。”

他说自己的创作有宏大的意图，却并无意批判时代：“你不觉得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已经足够宏大吗？我相信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有它的弊病，而我和六六做《蜗居》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是讲一个社会在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像宋思明的那句台词：‘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这和某种社会制度也没有关系，即便到了纽约、巴黎、东京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活在当下，还是愿意活在三十年前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我们更想探讨的是，既然你活在当下，你会选择做哪一种人？”

六六将《蜗居》的小说交给滕华涛，是在2007年初，电视剧开拍却已是2008年底。滕华涛觉得原小说缺少一种他没想好的东西：“当时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于是决定先拍《王贵与安娜》。在做《王贵与安娜》的过程里，我想到了《蜗居》缺少的是什么：一个我认可的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回答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说实话这个故事并不是小三与贪官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故事，我没兴趣。我需要讲的是现在都市里面所有的人，但是这些人里有我的价值取向。从小说到剧本，我们重点加强了姐姐海萍这个人，海萍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可以有奋斗的艰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经质的发作，但是她从来没丢掉过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