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健：萨缪尔森的三个永恒世界

2009年12月18日 22:58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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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

周日，萨缪尔森去世的噩耗传来，笔者思绪难抑。22年前的一天，我校园的二手书摊上看到了萨翁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2版，前言里萨氏语言逻辑的独特吸力，将我从此和萨翁连在了一起。

回想当年，在二战刚结束后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有一学年的经济学必修课，但教材沉闷，教授精神低迷，学生厌学。“务必请你写一本既能引起学生兴趣而且学术态度严谨的经济学教科书，将这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枯燥的教学任务变得轻松起来，”系主任的一句话激起了萨缪尔森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满腹的灵感和思想亟欲表达，也是因为他为生活所迫而必须背水一战。

1938年，23岁的萨缪尔森与比他小一岁的同窗玛丽恩·克劳福特结婚。玛丽恩第四次怀孕时，送给丈夫的是一胎三胞的三个儿子。养育子女变成了一笔大开支，而这却促使萨缪尔森写出了一本足以流传千古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中世纪末，英国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乔叟。一天，他看见三个人正在忙碌，遂上前问：‘诸位在忙些什么？’第一个人随口答道：‘我在挣钱，这活挣得多。’第二个人慢条斯理地说：‘我在把这些宝石和玻璃镜片拼成神圣的图案。’第三个人振振有词：‘我在建一座伟大的教堂。’第这段话是萨缪尔森在1998年他的教科书的50年自序版的开头讲的一段故事。萨缪尔森说，他自己“始终同时扮演着这三个人的角色”。这就是只属于萨缪尔森的永恒世界，辛勤的工人、设计师、哲学家，三种角色在萨缪尔森的身上融为一体。

1948年第一版的畅销，几乎使萨缪尔森一夜之间成为一位英雄。这一奇迹保持了30年之久。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有几本经济学教科书对他的名著构成了挑战，有的甚至一度超过了该书的销量，但迄今仍然没有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能够历经61年，19次再版，版版精品，版版畅销。

在20世纪30年代深陷 “大萧条”泥潭的芝加哥，民生不振，百业凋零，饥饿的孩童在萨缪尔森的家门前乞讨土豆。这就是留在萨缪尔森心中挥之不去的关于芝加哥的童年记忆，他毕生致力于以良好的经济学理论与失业与萧条的风险作战。当然对经济的研究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收入，丰厚的稿费和聪明的投资使他的生活非常富裕，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于贫穷问题的社会关怀。辛勤的工作是萨缪尔森的第一个永恒世界。

思想与学术是萨缪尔森的唯一追求。早在芝加哥和哈佛大学读书期间，萨缪尔森就“既不考虑资历也不考虑地位”，直率地批评地位比他高的教授，这是耶鲁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对他的回忆和评价。萨缪尔森在学术上这种桀骜不驯的精神也使他与具有同样个性的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哈罗德·博尔巴克关系不佳。当萨缪尔森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 “克拉克奖”时，就遭到了博尔巴克的强烈抵制。但当年为博尔巴克教授所强烈批评的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后来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热捧20多年之久。萨缪尔森后来说，这是针对那位系主任的一种“甜蜜的报复”

此后，萨缪尔森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学术论战也是经济学家众所周知的事情。两人是芝加哥大学的同门，弗里德曼是师兄，萨缪尔森是学弟，从那时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两人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他们在学术之外也是毕生的朋友。

萨缪尔森一生高徒满堂，他最有影响的学生当属肯尼迪总统了。肯尼迪在竞选获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授课，两人在马萨诸塞州的海滩上有一次深入的交流。他的建议使肯尼迪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潜在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突飞猛进，这不可说不是萨缪尔森的功劳。但萨缪尔森谢绝了肯尼迪的入阁邀请。在他看来，如果担任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将无法保持自己在学术上的真诚。萨缪尔森敢于在学术上提出新的见解，主导国家的经济决策。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永恒世界：把那些漂亮的各自相左的宝石和玻璃镜片兼收并蓄，拼成神圣的图案。这是他的信仰，他的追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晚年的萨缪尔森更加敏锐而冷静。“适度中间路线”是其晚年对崛起中的中国发自肺腑的箴言。他在寻找一条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 “中庸之道”。如果上苍能够再给萨缪尔森几年的时间，他也许会更深地踏入哲学的王国。

这就是萨缪尔森的第三个永恒世界，他倾其一生在努力“建一座伟大的教堂”——一座兼容并包、融合理论思想与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大厦。他已为这座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座，而后来的经济学家重任在肩。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