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高调出击

2009年12月20日 06:09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刘一

0人参与0条评论

-十二月十九日，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要求发言 -摄影/新华社记者　武巍中国代表团阵容强大　敢于直言屡屡成为新闻头条———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敢说话”是中国官方谈判人员在本次气候大会上给外界留下的深刻印象，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所采取的建设性的、积极的态度；除了官方声音外，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包括关心气候变化的年轻人、学者、企业家、明星，也活跃在哥本哈根会场内外，传递中国普通民众的心声，让重大外交活动不只是官方的“独角戏”。政府官员与民间人士的相互呼应，构成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现场内外重要的“中国力量”

-积极高调

英国《卫报》环境记者约翰·华茨没有想到，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一改往日的“神秘”，高调面对媒体。

从大会开幕的那天起，贝拉中心C7区的中国新闻中心，几乎每天一场发布会，场场爆满。一位跟踪气候谈判多年的观察员告诉本报记者，以往，想和谈判代表们“聊一聊”并非易事。而在哥本哈根，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副团长兼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和副团长于庆泰轮番登场，任中外记者提问。

“发达国家不能再开空头支票”、“人均两美元的援助还不够买棺材板”……在哥本哈根的第一周，“三剑客”观点鲜明地表达中国立场，回应西方批评，精辟的言论屡屡成为新闻的头条。

于庆泰认为，用“高调”概括中国的表现不是合适的形容词。“应该说是积极”，于庆泰一边快步走向谈判厅，一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研究气候外交的中国学者也觉得，用“积极”定位中国的表现更为准确。

16日，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主办国丹麦突然抛出一份文本，企图越过之前的谈判草案。面对突然出现的变化，苏伟在大会上三次拍案而起，表示不接受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提案，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等都对中方的表态予以支持。当天稍晚时候，在苏伟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格外多。《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说，他就是想看看“在大会上抗议的中国代表”特意而来的。

-有备而来

此次气候大会，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次国际谈判。对于这样一次“大考”，中国代表团有备而来。

在中国代表团提供给本报的名单上，记者看到，代表团成员来自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气象局等部委，其中不少人都是身经百战、有丰富谈判经验的专业人才。

一位谈判代表告诉记者，国际谈判的背后是国家利益，为了做到“不辱使命”，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压力？那是一直都有的。谈判总是跌宕起伏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进入谈判的后半程，夜会是家常便饭。这位代表笑笑说，“唯一的放松方式，就是在代表团办公室里，和同事开个玩笑，缓解紧张气氛。

除了在前沿战斗的谈判代表，此次还有一个专家“智囊团”来到哥本哈根，由来自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等院校的学者组成。

“我们是在‘第二战场’配合和支持中国政府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如是概括“智囊团”的作用。潘家华告诉记者，从每天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活动结束，他一天要参加十多场边会。“一方面，我们为代表团提供谈判所需的资料和数据，有直接沟通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交流，把中国在气候变化政策背后的科学依据加以说明，用我们的学术成果影响参加谈判的代表和学术人员。

-攻防结合

气候谈判大会是各国政治博弈的角斗场。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角力之时，中国也在努力打好“攻防战”：联合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正当权益，防止发达国家转嫁责任。

这次大会中，“基础四国”让人印象深刻。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这四个发展中国家，因为英文首字母正好组成英文单词“基础四(BASIC)，所以被称为“基础四国”让11月下旬，四国在北京召开了闭门会议，协调了立场，为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精诚合作打下基础。

哥本哈根大会伊始，就被“丹麦草案”的传闻搅得沸沸扬扬。一份据说由英、美和丹麦秘密制定的文案意外泄露，因为偏袒发达国家利益，遭到炮轰。隔天，媒体就刊登出了“基础四国”拟定的“北京文本”，被看作是对发达国家的“反击”。几日后，“基础四国”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重申团结。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更是骄傲地说，四国之间，每个小时都在进行通气联系。

另外一个和中国名字联系紧密的是77国集团。这个组织包括13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77国集团的会议和活动。会议进程过半之时，77国集团曾威胁要退出会谈。关键时刻，是7基础四国”充当了“救火队员”。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透露，当时四国部长紧急磋商后，决定声援77国集团的行动，随后又去了大会主席处进行协调，才使得谈判回到正常轨道上。

-改变策略

喻捷是气候组织中国办公室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多次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她看来，中国在气候外交上由“守”转“攻”，不仅因为中国对气候问题意识的改变，还和其国力的增强密不可分。

“过去，我们把气候问题当成环境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当成发展问题；现在则是重大的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环境外交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说，气候外交涉及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速度，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发展中国家最早制定此类方案的国家。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使得国际谈判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气候谈判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张海滨说。气候变化问题的诱因是碳排放，碳排放又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的实质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能源减排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数据显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增长。这可能会成为“靶子”。一些发达国家可能逃避历史排放的责任，让中国来背黑锅。

-迎接挑战

在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上，在几十亿人的注视下，温家宝总理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他说，无论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为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告诉本报记者，这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和对国际气候变化的贡献，但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落幕了。对很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说，短暂的休息过后，将是更为漫长的谈判之路。而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未来争取更多的气候外交主动权，也将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当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必须发生改变时，不再是决定谈判桌上要出哪张牌那么简单，而是决定未来中国在国际体系重建中的地位。

在《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一书中，中国专家指出，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利用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早统筹国内各种资源、落实各种技术政策组合，实现能源结构的跳跃式发展。

在记者采访中，多位专家都表示，不管哥本哈根协议如何落实，中国未来的趋势都是要发展低碳经济。目前中国低碳经济技术在很多领域，依然需要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中国代表团这次去哥本哈根，带了42项技术，希望和发达国家进行合作，而我们要发展低碳经济，至少需要60多类关键的技术。”张海滨说。

-文/本报特派哥本哈根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