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1990

2010年01月15日 22:02
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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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

吴敬琏先生八十寿辰纪念专题

2010年1月24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迎来他八十岁的生日。吴先生早年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又首倡市场经济理论，长期以来代表了一种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与民主法治而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有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国家的珍宝，而吴敬琏先生正是中国杰出经济学家的楷模。在他八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邀请一些曾受教于吴先生及与他有亲密交往的人士，讲述他的理论贡献、思想历程与人生故事，以促使我们延续他的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之路不懈探索。

吴敬琏的夫人周南回忆，吴敬琏自己从来记不起过生日。自打两人结婚以来，也极少正正经经过生日。吴母邓季惺在世时，都是由老人家张罗在京的姐姐等一大家人在家吃顿饭，而且时间不一定是1月24日生日这一天，往往是24日前后的某个星期天。

春寒

2000年70岁生日的时候，吴敬琏还在匈牙利做访问研究。眼看生日临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频频向他发出过生日的信息，他一再拒绝。最后，因为盛情难却，吴敬琏提议召开一次以“中国改革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要求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低，都以同行和专家身份出现。会议隆重而务实，会后，李剑阁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讨论会论文集》。但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也已是吴敬琏生日过后的一个月零两天——2月26日。

吴敬琏60周岁的时候是1990年的1月24日。1990年正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为沉闷的一个年份，这应了吴敬琏后来的一句话：“我个人的生命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头一年2月，父亲陈铭德去世，这时的母亲也已83岁高龄，身体不好。周南记得清楚，吴敬琏60岁生日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反和平演变”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是年秋天爆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关于 “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1989年11月7日，邓力群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总结70天经验教训座谈会，吴敬琏和另一位主张计划体制的学者争论了整整三个小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风波的发生原因有二：其一是1985年之后的宏观失控，通货膨胀；其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权租泛滥，腐败横行。但因为这时的争论已经被打上“姓资姓社”的色彩，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自然处于下风。到了1990年初的时候，官方文件上已很少出现 “商品经济”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老话。

1990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吴敬琏和夫人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回来时，一路上顺道走访了波兰、捷克、德国和苏联。当时，这些国家正处于“苏东剧变”的一系列事件之中。穿过已于1989年11月倒塌的柏林墙，吴敬琏夫妇惊诧于东西德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在正酝酿政权更替的波兰和捷克，火车上随处都能遇到因没钱而逃票的穷苦百姓；在苏联，两人更是明显感到执政党大势已去，国家出现解体的迹象。1990年夏天回到北京后，面对国内改革搁浅、政策倒退的局面，吴敬琏只有焦虑和沮丧。

1990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令吴敬琏十分郁闷。他与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一书辗转数家出版社仍无法面世。江西一家出版社已将纸张、装帧设计等准备就绪，但就是在进印刷厂的最后时刻撤稿，怕挨批，不敢出。北京一家出版社愿意出，但条件是删去“市场经济”的字眼，而吴敬琏又不答应。这本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就完成的书稿，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12月，在中国财经出版社三位负责人的共同签名担责之下，才得以出版。

廷辩

1990年7月5日下午，吴敬琏接到单位通知，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等十多人。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座。会上有人打头炮，认为改革有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他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坚持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会上有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这三位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而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 “十三大”倒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86岁高龄的薛暮桥因为一时激动，话也说不出来了。与会的几位从未遇到这样的场景。会后，从国家计委传出吴敬琏受到批评的消息，他还得了一个在当时明显带有贬义的外号——“吴市场”

事实上，在十多人参加的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人确是少数派。会后，薛暮桥感觉意犹未尽，又向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必须跳出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放-乱-收-死”的怪圈，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基于商品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写这封信时，薛暮桥在烟台，他与在京的吴敬琏传真往来，修改补充，集中了二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封信后来以《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为题公开发表，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

1991年6月，吴敬琏将1989年11月和1990年7月两次会上的讲话内容，合并写成《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文章对“经济运行状态“和1经济运行方式”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并指出，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直接联系，“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同资本主义画等号，是很难讲得通的。”针对一些人对搞“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指责，吴敬琏回答，“事实上，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经济学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的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文章最后论证了计划经济在当代中国的不可行性，结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但1990年北京的理论界仍然处在僵持和胶着状态，一些学者见风使舵，开始撰文点名批判吴敬琏。然而形势比人强，当理论上没有出路的时候，吴敬琏却从基层实践中看到了希望。该年9月初，吴敬琏到江苏省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南方一行，使他听到了企业家强烈的改革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吴敬琏从江苏一路南下，又到浙江、广东和海南。从北到南，越走信心越提高，越看心情越开朗。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走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好转。一路上吴敬琏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甚至使同行的学生张春霖感到不解，觉得吴老师书生气太重。直到后来对吴敬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才体会出老师当时的心情。

吴敬琏对现实经济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始终关注着江浙一带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吴敬琏之所以与一般的学院派教授不同，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从社科院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对基层实践有频繁的调研和接触。而这一点，大概又是得了老领导薛暮桥的真传。薛暮桥动手写文章前，先下去调研，文章初稿完成，修改文章时，再下去调研。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件与笔者相关的往事。2000年，我在苏南一家县级市的党校教书，因写了《苏南模式的终结》一文，一时压力颇大。吴敬琏从一位当地学者那里打听到了我的电话，主动联系我，了解情况，说一心有灵犀一点通”，多个场合为我说话，并写文章予以声援。2000年底，当在电视上看到吴敬琏高票当选首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