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2010年02月02日 04:35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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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1月31日发布。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问这个词。

“三农”学界的一个共识是，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目前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约有1.5亿，新生代农民工占了约60%，也即近1亿规模。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排斥自己的农民身份，对农业不熟悉，也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回到农村，同时，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但城市从制度、心理到具体措施，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在解读一号文件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村农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农民小规模的“盲流”（这个词是当时对农民流动的称呼，这里仅是借用），到90年代农民开始成规模、有计划地向城市流动，再到新世纪农村学生中学一毕业或没毕业就到城市打工，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已经从自发被动变成自觉。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流动程度大小，可将农民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二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三是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然兼顾农业生产的农民工。目前，第二类是农民工的主体，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一类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农村出生长大后，才走出去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第二类是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长、学习，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农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农村新生代来说，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了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在城市，他们的参照系是城市同龄人，其不平等感、被剥夺感更强烈一些，心理预期和现实状况落差较大。农村新生代参照系是农村同龄人，被剥夺感相对较弱。

但不管是城市新生代，还是农村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辈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恋土意识”，由于长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观念影响，不愿甚至无法回归农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基本融入城市，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有关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

可以说，在这样一种思维和认知下，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既回不到农村，又不能在城市定居，他们的心灵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变成流落外乡的流民，甚至沦为城市新贫民，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毕竟这是有着近一亿人的群体，他们出现的任何问题汇总起来都不是小问题。此外，他们还是中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素质和文化水平如何，直接决定着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显然对他们素质的提高会带来不利影响。无论从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是他们自身的发展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条件，尽快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目前的一个有利因素是，虽然他们普遍存在城市归属感弱的边缘化意识，但其对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增强，有助于加速他们变市民的进程，这对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利好消息。

“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城市化，城市化又取决于农民转变为市民或工人，即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要想在这个转型时刻将农村农业的非传统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确保城市健康发展，政府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让新生代农民工有序、平稳地成为新市民。这里的关键是在政治上要做到平权，在经济上实行同工同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