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农民工的打工生涯

2010年02月23日 14:43
来源：中国老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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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当年肩扛蛇皮袋的背影，蓬头垢面露宿车站的情景？如今是簇新的拉杆箱，衣着光鲜、潇洒自信，两代农民工的打工生涯折射出两代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路历程，也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

两代农民工的打工生涯

蔡恩泽

谋生和创业

父亲张生轮 20年前，一场意外的大火，使张生轮家遭遇天灾人祸，老婆被大火吞没，从滚滚浓烟中张生轮冒死救出3岁的儿子。家产全无，生活无着，张生轮把儿子托付给小姨子，只身一人闯关东，来到东北大地的一个小煤窑当“煤黑子”。在不见天日的井下巷道里爬上爬下，背一篓煤才8毛钱。张生轮累死累活干了5年，背驼了，腿瘸了。后来又去北京一家工厂当更夫，一个月100元钱。一日三餐舍不得到食堂吃饭，每天买三个馒头，一顿一个将就着度日。

儿子张小明 2000年，儿子张小明坐上南下的列车，怀揣500元钱到广州闯荡，他立志“不混出个人模狗样不见江东父老”。小张从摆地摊做起，不起眼的钥匙链、指甲钳一天下来也能赚个二三十元的。后来他加入到洗车的行列，一天能挣百十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搬家公司的生意非常红火，就从老家亲戚借来一点钱，买了一辆三轮卡车，雇了两个农民工，招揽黑市搬家业务，一年下来竟赚了3万多元，小张欣喜若狂。后来小张申请了工商营业执照，创办了“人和搬家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小张在老家盖起了一幢小楼，让他的爸爸和小姨(他现在的妈)住。

点评:如果说老一代打工者进城是为了生存，新生代更是为了寻梦。他们和老一代一样，打工当然是为了挣钱，但挣钱不仅仅为了糊口，而是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像小张一样，几乎每个新生代农民都有创业的打算,他们不再满足于给人打工，也想自己当老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抬轿子，也要尝尝坐轿子的滋味。”第一代民工中的大多数人进城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在城里挣票子，回农村盖房子、娶娘子。但对新生代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而创业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金钥匙。

苦力和蓝领

舅舅李洪成李洪成做了一辈子苦力，十几年前他去深圳打工，在一家建筑工地上专门装卸水泥，水泥的烟尘呛得他咳嗽不止，几年下来，得了肺结核。拖着病蔫蔫的身子，李洪成在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又当起清洁工，专门清理垃圾。

外甥孙子兵技校出身的孙子兵，学得一手熟练的钳工活，一毕业就在人才市场被一家重型机械厂录用。几年下来，成了工厂的技术骨干，他搞了几项小发明，提高了产品精度。在市里组织的技术工人比武大会上，他一举夺得五项全能冠军，被一位姑娘看中，向他抛来绣球。

点评:老一代农民工多为卖苦力，他们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活，破旧的衣裳和扑鼻的汗臭遭受路人的白眼和鄙视。而新一代农民工已经跻身蓝领阶层，有的甚至位居白领，他们从事高级的脑力劳动，成为城里人羡慕的对象，好多新生代娶回城里的姑娘令家乡亲友惊羡不已。知识和技术使城里人对新生代农民工刮目相看。

赌钱和读书

叔叔宋月和 15年前，宋月和跟随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包工头去黑龙江做小工。工地离市区比较远，白天累死累活地干活倒不感到孤独和落寞，一到夜晚，蜷缩在工棚里既无聊又苦闷。遇到下雨天不能施工窝在工棚里，除了听那没完没了的下流故事再没有地方消遣。于是有人提出赌钱。几个人聚在一块，吆三喝五的，挺刺激的，可没几把就有人狂喜有人愁。半年后，宋月和把发下来的工钱输个精光，还背了一身赌债，只好谎称工钱被小偷偷走了，打电话叫老婆寄路费给他才能回家过年。 15年前，

侄子宋敏星双休日的上海市图书馆阅览室里人头攒动，济济一堂。宋敏星坐在二号厅里正埋头苦读。由于家境贫寒，小宋小学毕业就回家种田，后来来到上海打工。在大上海这个人文氛围特别浓厚的城市里，小宋深感自己文化知识的浅薄，他决心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提升文化品味。每个双休日，他都带上两块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早早来到上海图书馆，中午连轴转。3年下来，他读完了中文专科的教材，参加了自学考试，已经过关了8个科目。

点评:好学上进，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跟老一代的一大区别，也是他们的理想情操的一大差异。“想学习”，是记者采访新生代农民工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当门卫的想读成人高校，当厨师的想学习英文，更多的人还是想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现在没有文化就只能靠手艺。要学别人需要的手艺，而且要学得精，如果学到十分，身怀绝技，肯定哪都抢着要了。”比起老一代“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寻求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染黄头发，穿尖头皮鞋，过圣诞节，读古典文学，打保龄球，逛书店，还有的吟诗作画，丝毫没有老一代打工时的单调和灰暗。当然了，也有的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在外偷偷生小孩的，而且是超计划生育，这是他们的缺点。

忍辱和维权

姑姑于利薇 20年前，19岁的于利薇在珠海一家酒店当服务员，有一天一个客商借着酒兴对她动手动脚，于利薇吓得浑身直哆嗦，想不到这个客商得寸进尺，于利薇气急之下，打了这个客商一个耳光。想不到这一个耳光也把于利薇的饭碗打丢了，第二天，酒店老板就把于利薇开除了，说她得罪了客商，影响了酒店的声誉。于利薇在珠海的街头流浪徘徊，想到自己受了怨气又被炒鱿鱼，甚是不平，但又不知如何跟老板抗争，万念俱灰之下，跳江自杀。

侄女于倩倩青春靓丽的于倩倩在海南一家私企打工，干了不到两年就被老板看中当上秘书。心怀鬼胎的台湾老板对小于关爱有加，几次单独外出，就使小于坠入情网，当起了老板的二奶，不久又怀上了孩子。可当小于要求跟在台湾早已有了家室的老板明媒正娶地结婚时，老板露出了凶相，说小于是只“鸡”。一怒之下，小于把这个负心郎告上法院，狠敲了一笔“青春损失费”才罢休。

点评:权益受损是农民工面临的普遍问题之一，加班、欠薪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但比起老一代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宁折不弯，当自己的权益遇到损害时，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炒老板的鱿鱼，法院的传票也会让老板们心惊肉跳，不得不对新生代农民工们笑脸相迎，企求私了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