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被调整” 重视调结构的关键性操作

2010年03月06日 02:56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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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官兵/图

尽管我们已经明确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含义和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但仍存在两大没有定论的操作性问题：一是结构调整的主体是谁、方式如何；二是是否对调结构的风险进行了准确预判，并提供了相应的物质、精神和舆论准备。境外曾经发生过“不成功”的调结构，称之谓“被调整”。在调整与被调整之间，中国面临着中期的选择……

华泰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

在2010年的经济运行主题已明确由“保增长”向“调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在各方都热议“调结构”的时期，尽管我们已经明确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含义和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但仍然存在两大没有定论的操作性问题：一是结构调整的主体是谁、方式如何；二是是否对调结构的风险进行了准确预判，并提供了相应的物质、精神和舆论准备。

结构调整核心之一是制度改革

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基于三大基本制度背景：

一是如果依靠宏观调控当局调结构，则一方面在理论上必将导致短期宏观需求管理部门是否应该管理总供给结构的问题，在现实上将造成国有垄断部门的触角进一步向行业延伸的体制复归问题。这是因为，境外曾经发生过的“不成功”的调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以日本经济企划厅、通产省为主导，大型企业为附庸，集合高校及研究机构力量在信息技术、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和服务业进行了结构调整，由于大水漫灌式的投入并未形成有效产出，结果是结构调整失败和被新兴市场取代——此之谓“被调整”

据此，真正的结构调整或许不是一种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而应是一种坚定的体制改革——让市场主体根据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寻求超额利润。比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再度面临用工荒，两会讨论提高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重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很难有所作为；但如果真正具有利润激励的企业部门成为结构调整的主体，则其必然会发现2010年与2009年的本质差异——2009年不是用工成本问题，而是外需不足问题；2010年将是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问题。2009年可以扛过去，2010年只有调结构，即调结构是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相应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必须体现为“中国企业创造”而非“行政部门创造”

二是调结构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或者说是引擎转换。而引擎转换要求要素投入结构发生本质变化——如从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转化为智力知识密集型，这就相应要求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由于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因此任何结构调整都是一个中期问题，于是短期经济增长和中期结构调整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体现于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对立。比如，在总量上，处于经济下行期应实施低利率政策，但低利率形成了对调结构的负面激励——低融资成本让已无生命力的行业得以苟延残喘，企业亦无积极性真正调整结构，原有结构亦因此得以维持。以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为例，关于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说法是：继续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显然，如果从资源禀赋调整滞后的角度出发，则加大对就业的支持不可避免会回归甚至强化原有经济结构——劳动密集型叠加重化工业。可见，调结构意味着在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上出现真正的方向性变化，同时意味着我们或许必须承受或容忍原有增长模式废弃进程中的低增长率。

三是我们面临全球性的调结构竞赛，增长空间处于逐步压缩状态。一方面，主要贸易对手或者处于贸易逆差收窄通道，或者总需求尚无真正起色；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因2008—2009年的动荡而发生显著变化。比如，美国在扩大出口，而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逐步上升。显然，仅仅是出口结构的微小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与传统的高技术和装备出口国(如德国、美国)正逐步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已经不是传统分工理论所揭示的“根据比较优势各自相安无事式的分工”，而是面对面的竞争。

调结构关键在金融要素配置

2009年的要素配置，一方面强化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高投入推动增长，结果是资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业化。其背后的推动力是金融资源相对过剩——既然有那么多贷款，那么多就投入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近期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的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

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一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亿1%、12.3%和10.2%。二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可见，无论是基建还是炒房，与结构调整都是背道而驰的。

可以预期，如果我们真的要调整结构，寻求某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对金融要素投入结构进行变革。这就涉及到根深蒂固的投融资制度变革。回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谁是调结构的主体？如果是市场主体，则依靠什么资源调结构？显然，必须依靠金融资源发生增量投入的结构性变化。因此，我们关注两会后的投融资政策变化。如果金融资源更多向实体经济部门倾斜，非国有企业在信贷增量和股票融资中占更大比重，则有理由相信经济结构调整在真实地发生。

调结构需做两手准备

调结构是一个艰难的飞跃，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产业结构或供给结构的变化，简言之，即原来我们生产服装鞋帽，现在改为高技术装备制造。问题是，仅有供给是不够的，恰如上文已经表述，生产者永远存在把产出向谁出售的现实问题。因此，为避免直接面对日益强化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必要在需求结构上做好相应的准备。

一是着力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以此拉动中间品或装备需求。这就需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上进行改革。提高工薪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然不利于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显然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产业形成的激励。

二是着力进行要素所有权和控制权改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改革，以形成更为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以此推动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张。

三是着力进行财政分配机制改革，对企业和居民所得税进行起征点上调和税率下调，鼓励实体经济部门进行创新。否则，我们必然发现，所有的结构调整将仍然通过政府部门推动，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许我们面临的是被调整而非主动调整。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最终的成功或许不是某个主导行业的兴起，而是某种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方式的形成，尽管前途曲折，但必定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