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代表委员聊医改：关键还是钱

2010年03月12日 22:01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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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言安

3月9日，乡村医生、三甲医院院长、卫生厅局长、药企负责人、卫生部部长等40位医卫界代表委员在短暂的会休时间，聚在一起聊医改。

与会代表委员在一番讨论后，关键点最终还是落在了“钱”上，医院发展、调动医疗人员积极性需要钱，无论制度如何设计，如果财政投入问题不解决，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看病贵问题想要改善，根本无从谈起。

一个国产药的遭遇

在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安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礼华说到的一个药品在当前医保目录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让人印象深刻。

宋礼华说，目前治疗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首选药物阿尔法干扰素，最早是在美国上市的，但在中国经历了十多年国产化培育已经形成了标准，从1992年在长春被批准到现在已近20年，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其他病毒性疾病对干扰素的需求。

这样一个治疗乙肝的首选药物，目前国内已经有15家企业生产，产品疗效确切、质量可靠且产能稳定，市场价格从最初进口药的200多块钱一支下降到现在五六十块，有些医院在招标后甚至只有20块钱一支。按照这个价格，加上医院15%的药品加成，患者一个星期的治疗费用也就是160元左右，普通老百姓花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使用一个疗程。

但就是这个药品却被排除在乙肝报销目录之外，而跨国公司的一款除了使用方式不同 (国产一周三针，进口一周一针)，疗效、质量和国产药几无区别的类似产品聚乙二醇干扰素却进入了医保目录。这款药目前的招标价是1200元，加上药品加成，患者一个星期的花费就达到1300元，一个疗程下来要好几万。

国家要因此多支付3万块的医保资金，患者自己也要多掏四五千块钱。“不仅患者的治疗费用大幅增加，国家的医保资金因此大量流失。

实际上，目前的医保目录中这种价格昂贵的进口药随处可见，而质优价廉的国产药却进不去医保目录，真令人啼笑皆非。宋礼华对此颇有些无奈。

宋礼华的描述让与会代表委员们一下子陷入了沉默。“如此目录，看病费用怎么可能不贵！”几位医药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一致认为，宋礼华提到的这个事情表面上好像是在为自己产品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大大增加了老百姓的看病成本。

新医改中，一部科学合理的医保目录关乎的就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需要引起医保目录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基本药物难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医改，大家看得见的只有一个基本药物目录，但这个目录也还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各级医院用药比例必须明确，而且应该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以确保基本药物在各级医疗机构的使用。虽然现在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可以想见，基本药物在三级医院的用药比例可能很小很小。

第二个问题，基本药物到底应该由谁来埋单。基本药物到底是患者出钱埋单，还是政府财政支付，也应该有明确的文件。“我觉得基本药物应该由政府埋单，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然后向各大医院分发，才能解决基本药物的使用问题和基本医疗的覆盖人群问题。

蔡东晨以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来说明政府埋单的理由：目前中国有8亿农民，新农合的补贴标准每人120元，一年下来也就1000亿，以2009年财政收入68500亿计算，也不过只有0.017%，几乎微不足道。“所以我觉得当前医改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加快推进、如何增加财政投入，让最广大的老百姓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公立医院改革纠结

作为医改最核心也是最难的公立医院改革将在今年全面铺开。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说：“公立医院改革将说到底就是别让医院赚老百姓的钱。但医方和患方信息不对等，医生要想赚患者的钱太容易了。”王旭东这番话得到不少委员的响应。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认为，看病到底花多少钱，多数情况下还是医生说了算。关键还是如何防止医生随意开大处方、任意让患者做过度检查。

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医院的代表委员认为，医改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还应该积极调动600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有医院院长表示：“在政府投入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医院陷入在公益性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困境。

有代表委员提出，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如果财政补贴仍旧不能到位，不仅医院面临发展困境，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将由此受到影响。

取消药品加成的尴尬

“不赚百姓的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俞光岩委员认为，试点改革的当务之急应放在降低病人付费上。现行基本医疗保险普遍存在报销比例过低的现象。因此，应要求医保机构改变现状，增加报销比例。从长远看，通过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加上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病人支付的药费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俞光岩同时担心，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面临医务人员积极性怎么调动等问题。现在要设立药事费，药事费的比例是多少，这对医院很重要。

而老百姓则担心，一方面取消药品加成的比例有限，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不确定比例的药事服务费，最后的账还是算到患者身上，换汤不换药。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就提出，福建省立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50%多。现在增设药事费或提高手术费，即使把手术费提高一倍以上，也补偿不了取消药品加成后的缺口。而事实上，手术费不可能提高一倍以上，病人接受不了。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长陈竺则发言说：“提高技术服务收费必须合理，不能太随意、无标准。我们有意愿对过去几年的就医费用进行评估、测算，召开听证会是必然的，要让卫生、法律、经济界的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参与制定这个收费标准。

陈竺说：“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多项探索，比如按病种收费、按人头付费等。有很多人认为医改最缺的是钱，我不这么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机制体制问题。医院一方面要提高筹资水平，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和非基本分开。要体现公益性，要用基本药物、基本技术，为老百姓提供公益产品和服务。既要保证医院的合理收入，又要控制费用，用有限的投入确保最好的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