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宋山木案背后的企业专制

2010年05月25日 07:3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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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也许是富士康，也许是山木教育集团。很多年之后，当人们仍有兴趣研谈有关今天企业与人的生存状态之类话题，或许这两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之地的深圳的企业，是不可绕过的样本。

5月4日，曾在山木教育集团工作过的22岁女孩罗云报警称，其5月3日晚被山木教育集团原总裁宋山木带到深圳罗湖区松泉公寓，遭受威胁并拍下裸照，身处经期仍被强奸。随即，更多的“罗云报从阴影处站了出来，山木集团的黑幕徐徐拉开。

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这场无声无息地持续了10年的“性侵门”背后一种隐蔽的秩序，开始展示在公众面前。在腾讯网制作的专题中，编辑用这样几个层面来予以解读：集团内部对山木无以复加的个人崇拜、山木集团意在消灭个性的仪式、以山木基本法为主的军事化管理、对员工全面的身体控制以及宋山木本人的“教主”心态等。

列宁说过：“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极权主义的特征，从来不是一群小白兔偶遇一只大灰狼，而是一只大灰狼制造了一群小白兔，进而小白兔们甘愿贡奉大灰狼的故事。山木“性侵门”事件背后，正是这样一种“公司政治”

在山木很多员工眼里，宋山木是神一般的人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说一不二。山木集团深圳总部越来越像一个小朝廷，流行着极端的个人崇拜，完全的人身依附，不受制约的权力肆意张扬。

山木集团的这种公司化极权主义，正是“企业专制”的深刻体现。这与历史上绝不鲜见的那种政治或社会专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有学者在谈论企业专制的源起之时说，企业本质上是一个限制自由的机构，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工具化、日益狭窄的分工、日益严密的配合等等，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企业内的统一号令远比民主重要得多。这或许正是富士康悲剧以及山木“性侵门”事件更深层的原因？然而它到底是文明本身不可调和的冲突，还是文明发展的悖论？

必须看到，企业从来不是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块“飞地”。人类社会的文明与理性，早已对可能存在的“企业专制”有了足够的警惕与解决方案。那就是工会。是否有一个健全而有力的工会，曾被认为是用于鉴别是否“血汗工厂”的硬指标。同样，这样的一个能够独立于“总裁权力”之外的组织，也足以防范企业内部产生一种凌驾于法治与基本价值观之上的极权与专制。

总是说到“工会”，实在已是一个毫无新意的论调，但我们总是在这一点上，备感黯然与无力。不论是富士康，还是山木集团，我们总是一再遗憾于企业工会组织的缺位。在富士康“六连跳”发生之时，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在山木事件中，罗云这样问记者：“像我们这样刚出校门的女孩应该每年有几十万吧？你说，妇联和团委，能不能采取措施保护我们，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呢？”——她甚至提都没有提及“工会”二字。

哪怕存在一丁点的专制与极权，则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得自由，也都“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必须反思，在追求财富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全然抛弃了一些民主与法治社会应当禀持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