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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爱成为奢侈品

2010年05月27日 01:40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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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羚

17岁的女孩子,脸庞像苹果一样,很好的颜色,一派天真烂漫。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秋儿。她坐在我对面,她的身份是——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她很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是因为要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而找到她。在离北京很远的深圳,11个年轻人在不到半年内相继纵身跃下高楼,用自己的鲜血引起了国人对这个群体的再度关注。秋儿还不知道这件事,饭店的生意不错,作为服务员她每天都很忙。住宿的地方也没有电视机,14张上下铺已经住了20多个姑娘,只有三四个床位还在虚位以待。

但她听说过富士康。同村的一个姑娘经人介绍去富士康工作,特地来问她,富士康怎么样?去成不成?她说,我也不知道成不成,那个企业我以前没听说过。

她很爱笑。但是谈起未来,这个不满18岁的孩子脸上涌上愁云。她实在不知道未来是怎样。

“我出来一两年了。农村是不准备回去了,不适应,别的不说,就那个厕所,哎呀,真不行了。我想留下。俺村小姑娘很多就是十六七岁出来打工,待几年就回家结婚。我不想这样。我工作可用心了,主管挺喜欢我的。要是过几年能升上组长、部长,那就能留城里。要是干几年还是个普通服务员,就没啥意思了。

秋儿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上班,下午可以有一两个小时休息,“能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晚上工作到很晚,尤其是周末,回宿舍时往往是半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她工作的饭店在北京东边,坐地铁一个小时就能到天安门,但她还没有进过城。她的确是在北京,但在北京的边缘,无论从什么层面,她都还没有融进这个城市。

看着她的笑脸,我偶尔会走神,想到南方那11个从高楼跳下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走得这么决绝?似乎也没有很深的怨恨。但他们的决定证明着一颗颗心的绝望。

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个自杀的案例都有着复杂的原因。但11连跳的背后,不可避免存在的共因是——社会失范给个体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到的三种自杀原因之一。

这些年轻人,较之他们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对社会的期望也更高,但心理承受力较低,在分配不公正和权利不平等的重压下,更容易绝望崩溃。当然,具体到富士康,机器化大生产对人的异化也不可忽视。正像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嫂从她的角度提出的看法:“天天盯着一个零件,老做重复动作,还不得腻歪死?给我5000元我都不干,我情愿摆个摊卖个菜。”当然,也没人会给出500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1417元,7%在800元以下。

我想象着那群年轻的孩子,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高强度长时间的单调工作,与同事的沟通极少,离乡背井,亲近的朋友不多,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机器隆隆声中,血肉之躯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爱却成了奢侈品。要知道,在对抗自杀恶魔的种种武器中,爱是最强大的。爱本是最易得的,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若他愿意,仍可以拥有满满的爱;但爱却又是最难得的,一个千万富翁,纵然可以一掷千金,但可能内心却是一片贫瘠。可惜,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却因为沟通的缺乏,爱的缺乏,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死神掳了去。

涂尔干说,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没错,可是否有很多人能看明白,个人的苦难也必然将变成社会的苦难。

既如此,我们每个人能否换一个角度看你身边的人,把他(她)的痛苦当作你的痛苦,以小小的爱心光照一块小小的地方。于是,分手前,我郑重地嘱咐秋儿:“遇到不开心的事,一定要想开,主动跟朋友说,别闷在心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作者系本报记者)

[责任编辑:m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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