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伟大的商帮之五山东帮

2010年06月21日 20:20
来源：《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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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450万山东人中，谁是那最有钱的100个？

作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在区域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同时，民富是必需之因，亦为必然之果。与民富一个直接相关的指数是，当地民营企业发展的如何。民企的强盛，一方面可以成就富裕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就业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就山东而言，在名震全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辈出的同时，近年来民营经济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单就民营企业家而言，其为整个社会做的贡献不言而喻，民企发展壮大的过程其实就是奉献社会的过程：只要合法经营，就得交税，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产品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招收工人，解决社会就业；应对市场竞争，产品不断升级，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掌控的财富越多，也就意味着他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越大，虽不能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却也一脉相承。

实际上，国内两份主要的富豪榜单—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历年来均有多位山东人士入选。以2009年为例，包含400名富豪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今年共有16名山东企业家登榜，其中首富为排名第90位的华勤橡胶工业集团老板牛宜顺，拥有59.7亿元财富，最后一名为山东金升有色集团董事长王景连，排名383位，个人资产20.5亿元；2009年度的胡润百富榜上的1000名富豪中，山东老板占了50个席位，排名第一的牛宜顺在胡润榜上列在了136名，最后一个山东人是排名935位的净雅集团董事长张永舵，拥有10亿元财富。

但这显然无法反映出山东最富有人群的真正实力。以华勤橡胶工业集团和牛宜顺为例，在橡胶轮胎行业，三角、玲珑、西水等多家企业的规模均比华勤大得多，品牌知名度也不遑多让，亦为民营企业，其大股东的个人财富没有理由被忽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富豪仍沉寂在山东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产业对外界来说还是一个谜，但在生活和工作中，人们正在享用着这些富豪造出来的产品，人们的消费同时也正在创造着他们快速积累的财富。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富豪榜的编制，全部以公开发布的数据作为财富估值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媒体报道、各类证券市场公告、各级政府或行业协会公布的信息、企业自行发布的资讯等，估值方式则综合了众多符合国际和行业惯例的产权估值方式。这是史上第一次专门给山东富豪进行排名的榜单。

本次公布的财富数值不是和富豪们拥有的存款现金划等号，也不代表着他们拥有这么多钱，而是对他们所拥有各类公开资产的一个市场估值。发布机构的出发点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以自己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的人们致敬，向推动中国商业进程和创造一个个鲜活商业模式的民营企业家们致敬。

鲁商性格

《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在今天，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依然是鲁商最紧要的任务。

撰文：穆弓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被誊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家涩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领〈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的经营模式。

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的统观念中，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算盘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的象征，与仁义正道大相径庭。涩泽荣一大胆挑战这一观念，提出了“士魂商才”之说：一个人既要有“士魂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才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

义与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一对矛盾结合体。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但是千百年来，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的践行，总是难以如意。

鲁商，因其地域(孔孟故里)和传统文化的迁延，受其影响更大，他们始终在义与利的冲突中追求平衡，在义与利的辨证中寻求统一。因此，在鲁商的性格中，存在着由此引发的十大矛盾，这些因素既体现了鲁商的优点，也体现了鲁商的缺点。

涩泽荣一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在今天，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依然是鲁商最紧要的任务。 1. 天生责任感与逐利性

很多鲁商，最初走上创业之路，是穷则思变，但他们的“思变，但是希望身边所有人的改变，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这种产生于仁义思想的天生责任感，往往成为他们创业的最初动力，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敢担当、重慈善，怕对不起别人，多恻隐之心；这种思想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容易感情用事，对用人、规则的执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形成对商业的逐利性的一种反作用力。 2. 故土观念与开放性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其实是一种重视故土观念的传统，即使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去处(游必有方)，缺乏天下为家的气概和冒险精神。事实上，清代之山东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也仅仅是以山东辐射文化气质相近的东北各地，而没有像晋商、徽商一样纵横全国。看今日之新鲁商，大部分起于本土，而非像浙商一样遍布全球，当然，这也与山东资源丰富有关。社会的变迁正在改变新鲁商的这种故土观念，从而具备了更强的开放性和开拓精神。 3. 儒家思想与商业思维

儒家思想对齐鲁社会影响深远，崇尚功名，以出将入相为人生目的，重官轻商，或者具有浓郁的文人情绪，随遇而安，好怨天尤人，多有怀才不遇之感，做事不够决绝。这种文化显然不是产生企业家的土壤。但一旦从商，则会反过来以儒家义利之辨指导商业管理，如近代鲁商之大家孟洛川、新鲁商之季缃绮，都因之建立起强大的企业文化。 4. 传统与创新

鲁商很多企业以高科技含量和科技创新而闻名，比如浪潮集团的孙丕恕、中创软件的景新海，比如被誉为“中国太阳谷”的山东太阳能产业等等，但也有很多企业仍旧沿袭着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三高”行业，以及类似行业的重复建设依然存在。这一方面是受到趋利性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一方面也受到知识层次和人才的制约。 5. 低调与高调

新鲁商中鲜有“明星企业家”，却多“隐形冠军”。这就是低调与高调的体现。一方面低调，重埋头苦干，远离媒体，不喜做秀，生活简单，不事张扬；一方面大概是受泰山文化影响，都有“唯我独尊”的潜意识，都要憋足了劲做“老大”。最典型莫过于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魏桥集团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纺织企业，员工十几万人，土生土长于邹平县魏桥镇，当年吴官正主政山东时曾说过，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张士平。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其创始人张士平除去每年两会时偶尔应付一下记者的围追堵截外，几乎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再如邹平群星纸业的朱玉国、济南玫德铸造的孔祥存等很多企业家，都在某一领域做到全国老大，却一直鲜为人知。内心高调，锲而不舍，很值得赞赏，但这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毕竟，做好对外的功夫，对于品牌的提升无疑有益。 6. 保守与冒险

新鲁商做事稳妥，从另一角度看，则显保守，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很多新鲁商的发展，尤其是很多白手起家的草根英雄，主要受到知识结构局限和外向型思维欠缺的影响。浙江也多洗脚上岸的草根企业家，但他们的冒险精神弥补了知识结构的不足。尤其在资本时代，每当企业面临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时，鲁商的这种局限性就更会凸显。 7. 独立性与合作意识

大概是“唯我独尊”的潜意识使然，让鲁商很自我，自信，自以为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尽管鲁商是公认的重义气、重朋友，作为两个独立的企业单位而言是很好的合作方，但在管理中，不喜欢听取别人意见，在团队中缺乏合作意识。喜欢单打独斗，不喜欢抱团。 8. 面子与规则

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美国，当公司老板训斥自己的员工，被训斥员工会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做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而在中国，被训斥员工面对批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需要的是维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两种性格孰优孰劣，不好判断。但这两种人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迄今为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大胆无畏者占得上风。他强调，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或者说，中国 “创新行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