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

2010年06月26日 10:49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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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国一行三会共同主办的2010陆家嘴金融论坛于6月25-26日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危机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变革”，凤凰网进行全程直播。6月26日，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一聚焦：“经济复苏挑战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不当以及监管不力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随后主权债务危机延缓了复苏的进程。以下为易纲演讲实录：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高兴能够参加陆家嘴论坛，我讲演的题目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和经验”。

大家知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集中地体现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通过迅速地传导，爆发在金融中心，波及全世界，对全世界的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且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它是一次典型的金融危机，从爆发到传染，然后到危及实体经济的过程，总结这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可以有以下几条。

首先，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是，在危机以前的次贷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然后造成了不良资产所引发的。那么，次贷在相当长的过程中，是由于过低的利率持续了过长的时间，对于造成次贷的危机和房地产泡沫，起到了重要的宏观原因的解释。从财政政策上看，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长期积累了不少财政的赤字。不管是年度的赤字，和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都达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所以，我们看整体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稳健和适度，实际上是维持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环境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失当，那么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环境埋下隐患。

第二个原因是微观的原因，微观的原因就是监管不力，无效。那么，发出了这么多的次贷，监管当局长期以来做了什么，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做没做提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过度的相信评级机构，他们以为他们买的东西都是很高等级的，实际上是问题很多的。长期不做监管，使得这种次贷的运行模式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发贷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根本不进行认真的贷款审查。因为他们发了贷款以后，能够很快、很顺利的把这个贷款卖出去，他们不对这个贷款承担责任了。这样的运行模式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造成了次贷，造成了很多机构手里拿着，他们都不知道的有问题的资产，然后发生恐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实际上是监管不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危机发生以后，由于没有清晰地授权，在救助危机中发生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像雷曼这样的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它没有存款，大家知道一个机构有了存款的话，监管当局或者最后贷款人对他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是由由于他没有存款，在救助中、决策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同样，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英国的北岩银行发生了问题，由于监管当局和最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对北岩银行整个整顿和救助过程、决策的过程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第四个原因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复苏，但是很快又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这是因为危机的时候，整个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应当说是过度的杠杆化，有大量的债务，那么，在危机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大量的债务从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到了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解救危机的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再杠杆化的过程。再杠杆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各主要国家都发生了财政赤字大幅度的攀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过高。当国债余额占GDP比重过高以后，对有些国家就产生了风险溢价。也就是说，它的国债收益率要上去，国债的价格要下来。因此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

我们知道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和金融危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也就是说，政府和央行为了救市场去承担了很大的债务，帮助了市场，度过难关，稳定了市场。但是，大量的债务如果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或者说你的主权债的风险溢价，也就是说你的主权债收益大量提高，主权债价格下降的话，实际上也可能造成金融市场的隐患。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持有国债最大的机构是银行，如果银行持有的大量国债，价格下跌的话，就像刚才刘主席讲的，它的资本充足率、它的流动性都会发生问题。

所以，以上四个原因是导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传导，并且最终传到实体经济，然后救助，在救助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认识危机，首先我们要对危机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我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针对我上面讲的四个原因分析，我们能够吸取以下经验。

第一，必须要实行正确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稳健、可持续。我们的各种政策工具要留有弹性、留有余地，使得在关键的时候，政策是有力的。如果政策是有弹性的，是有力的。市场是相信你的，如果你发力的话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政策工具已经用到没有余地了，没有弹性了，当市场发生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怀疑你的政策，因为你的政策已经用到头了。

我给大家举几个没有弹性的政策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假如你的汇率是死盯住一种主要货币的话，那么你的汇率政策失去弹性了。第二个例子，假如说你的利率是零利率政策，你的利率政策已经松到头了，你不可能低于零了。虽然在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下，还可能做一些数量宽松的操作，但是那个操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货币政策到零了，你也用到头了，没有弹性了。第三个例子，财政赤字过高，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100%以上，接近200%。那你财政政策也用到头了。因为你国债再往上走，市场会对你发生怀疑。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我们应该保持政策的弹性，保持政策的余地。这样我们政策的调控是有力的。如果大家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0%左右。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

第二，加强金融监管。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和危机以后的救助过程，是人类对我们监管方式和立法过程的一次比较深刻的反思。大家知道，1933年著名的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决定进行分业经营。那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对1929年大危机、大萧条金融系统崩溃的一次反思和总结。60多年后，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种否定。不到十年发生了这次次贷危机，现在美国的国会正在讨论新的金融改革法案。就在这几天，就可能有结果。所以，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到现在的金融法案，到美国马上要通过的金融法案，实际上是代表着人类对监管体制和立法，和监管模式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在英国，在欧洲，也正在进行着。

大家知道英国新的财政大臣已经公布了英国的监管框架的路线图。所以，我们中国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要积极参加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游戏规则的制定。那么，在危机中，G20框架和G20下边的很多机构，比如说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监会组织、会计准则理事会等等，所有的这些机构都在认真的反思危机的经验教训，从而制定了一整套金融监管新的标准，和有效执行的模式。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人类的智慧、专家的智慧，花了无穷的时间开国际会议，讨论出了这么多的监管标准。

我们说这些监管的标准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并不是说这些监管标准百分之百都适合中国，但是这些监管标准的绝大部分，它的原则、它的理念，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那么，出来这些标准以后，许多国家对这些标准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家知道，银行、证券、保险实行这些标准都是有政策含义的。最后这些政策含义都会体现在他们的盈利水平上，和他们的竞争力上。所以，代表着巨大的利益，大家争论得也很激烈。

在我国现在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上，我们如果率先实现这些标准和准则和框架的许多重要的条款的话，对我国缩小与国际上的差异，推动我国的金融改革、加强国内的金融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达到共识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认识，率先实现这些标准和准则和对中国总体而言，有好处。而且G20的框架，各种委员会都鼓励各国实行这些标准。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机遇。

同时，我们也会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大家知道今年4月25号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标志着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今年秋天到明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做同样的事，把更多的发言权份额转给被低估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这一点，中国也会得到很多的份额，从而提高我们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言权。推动金融改革坚定不移，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重要性。对这一点，虽然需要大量的工作，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第三点经验，我们应当建立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我们要做好基础工作，在统计方面，在预警系统方面，都要加强基础工作，防患于未然。应对机制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是要明确责任，发挥好财政和中央银行的作用。二是要重视存款保险机制的作用。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存款保险在各国还是发挥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三是要明确损失的承担者，从而防范道德风险。好人要得好报，坏人要让他损失。四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在金融危机的借助和预警的过程中，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市场是高度一体化的，这种传染跨境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要加强国际合作，

第四点经验，也是我讲话的结论，我重点讲一下在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而为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我认为，在当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最有利于我们的一种安排，中国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国之一。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们应当关注，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维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这样一个大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看法，怎么样看待全球化，怎么样看待WTO，怎么样看待国际游戏规则，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思维方式是阴谋论的看法，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看法。应该说，阴谋论的看法是一个很有市场的看法，如果你要写一本阴谋论的书，那么它的销量会很大，你要写一本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书可能会卖不出去，但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们知道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国内工作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开始了改革开放。我们不但没有垮，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中，越来越强大，老百姓、人民得到了实惠。所以，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改革开放对中国有利。我们要继续改革开放，我们要继续引进外国的先进理念、制度和方法。在这一点上，虽然从原则上说，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一到实际问题，争论还是很大的。我们改革开放走过来的30年，每个重大的改革开放都会有激烈的辩论，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加入WTO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认为加入WTO以后，我们在很多的行业上、产业上，可能全军覆没。但事实证明，中国加入了WTO以后，这些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的贸易增长，中国的竞争力都大幅提高，并没有像预测的那样会全军覆没。

第三点，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中国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中国人勤劳。中国储蓄率高，聪明，可以不休假，吃苦耐劳。这种品格的群体，它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它最有竞争力。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

第四点，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中国有利。大家知道，无论是G20框架也好，国际的各种委员会也好，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的地位大幅度的提高，发言权大幅度提高。这对我们是一件好事。但我也要提醒一句，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应对这个局面。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很多国际组织它下面的专门小组，都在希望中国人能做这些专门小组、技术小组、提出方案小组的牵头人。中国人如果做牵头人的话，我们可以协调各国的意见，然后拿出方案。现在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人才，能够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能够平等的讨论，拿出自己的见解。这方面的人才是匮乏的。所以，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们可以应对目前的挑战的方法。

第五点，应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有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维护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致力于国际合作，要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只要是有这样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实际上这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一个格局。我们不希望打贸易战，我们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很多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这要求我们在很多比较敏感的问题上，要处理好。比如说，人民币汇率、气侯变化、多哈回合谈判，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就可以尽量的维护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在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持续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