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造富盛宴何时休

2010年07月03日 01:2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李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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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行业，主营是为其他企业提供特定时期(上市之前)的发展资金，然后捎带提供一些不痛不痒的所谓增值服务——大部分的可能连一点增值服务都没有提供，投资期为几个月至三年，便能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报，毫无疑问，肯定是所有的资金都会往这个行业涌。

但是，这正常吗？

眼下的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正是如此，根据深圳交易所的统计，从创业板首批22家股权投资基金进入的时间来看，截至2009年7月底申请上市时进入不满三年的有16家，上市前一年进入的有4家。最夸张的是，截至2009年6月创业板报送材料之前，仍有两家投资者成功挤上了首批创业板的末班车。

在2009年完成定价的42家企业的平均发行市盈率为64.46倍，至2009年12月31日收盘，上市的36只个股平均市盈率高达105.38倍。按照被投企业的发行价计算，其中三家券商直投子公司平均获得了4.78倍的投资回报。

“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能铤而走险。”正如这句名言一样，巨大的财富光环之下，社会精英二代、退休官员、保荐机构、民间资本纷纷加入这一领域，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券商直投等机构借道明规则入场，而走蒙面股东”和违规代持股东则借道潜规则潜入。

在专业的人士眼中，以后的PE必定往两极发展，一是往前端迈进成为风险投资(VC)，VC需要对行业未来发展有一定洞察力；另一种是往后端挺进，成为并购基金，并购基金需要非常强的金融与产业理解能力。至于中间阶段的，也就是现在潜规则盛行的领域——看好一个项目或领域，拼搭起一个基金团队，定向募集相应资金，全部投到项目中，跟踪几月后上市退出，获得相应高额回报——这只是一种玩法，不会成为PE的主流形式。

一位PE工作者的十年：成本攀升

“近两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最热的不是股市，而是私募股权投资(PE)市场。”作为一名接触创投行业十余年“老人”，深圳某创投公司董事长肖先生颇为感慨。

1999年，深圳市委组织部和深国投决定对选定的储备人才进行培养，肖先生因此获得了一个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深造的机会。当时，美国创投行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中国，肖先生接触到了许多关于创投的新鲜思想。

回国以后，肖先生就开始关注创业投资，虽然当时他并不在投资部，但出于兴趣，他收集资料，撰写调研报告和投资建议书，接连两次向公司推荐优秀的投资项目。

2000年，深圳创投公会成立的当年，有近50家创投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入会，而到了2001年，深圳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有190多家。

由于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自2002年开始，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行业进入了低谷和冰封期，由于创业板推出被无限期延后，整个行业中投资的案子少之又少，很多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或转型主业，改做股票、房地产等业务。

2002至2004年间，肖先生参与管理了很多被投资企业。这段经历使他接触到了许多做实业的人士，对实业界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而在此期间，“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生存艰难，一些瞄准创业板的公司也逐渐消失。

投资界人士也表示，在2005年之前，创投公司投资的案例很有限，创投机构投资的价格也很低，市盈率大概在2-5倍之间。

至于PE则起步更晚，2005年以前，进入中国的外资PE只有华平、新桥、凯雷等少数几家。从2005年开始，外资PE基金进入中国增多，并逐渐替代VC成为中国市场投资基金的主流。目前，全球最大的四家PE基金：黑石(Black Stone)、凯雷(Carlyle G roup)、KKR以及德州太平洋集团(TPG)都已进入中国。

“外资PE的进入和投资实例，也带动了国内资金进入PE领域。” 2007年8月，肖先生离开深国投，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一起创建了自己的企业。

在投资目标的选择上，肖先生认为，“营业收入和利润决定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净利润和增长率又决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把握这四个指标，就基本可以把握项目的可投资性了，在此基础上，再利用总资产周转率等八个数据去对投资企业进行深度分析和判断。

2009年4月16日，肖先生的公司也与苏州高新区政府签署合约，利用当地引导基金发起设立了苏州创东方高新基金，总规模为3亿，分三期完成，其中首期达1亿。自成立至今，公司拓展了18个项目，其中满足上市条件的有12家。

同年，创业板的推出为国内创投行业在资本市场的退出提供了良好条件，截至2010年6月底，已有90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创业板企业的高发行市盈率也为部分机构带来了丰厚投资回报。大量草根金融资本进入PE领域，以江浙地区为甚。除了雅戈尔集团等众所周知的向股权投资转型的案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主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些在制造业领域打拼出来的老板还面临着子女接班问题，但其子女绝大部分都愿意从事投资而不是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