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从中美之争到全球之战

2010年10月23日 02:1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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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理达周慧兰

货币战背后:就业之争

《21世纪》：近期，日本、巴西等一些国家纷纷采取竞争性干预政策，压低本币。全球各国从共同协作救市，转为货币争端不断，发生此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陈超：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想要走原来的老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已经行不通了。美国危机之后，居民储蓄率急剧上升，到现在还是5.8%左右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投资，所以美国大搞财政刺激。但这种政策是一次性的，投入过后，代价是财政赤字急剧上升。2009年二季度之后，美国经济开始往下掉了，欧洲、日本的情况也不好。目前美国的失业率约9.5%左右，储蓄率也很高，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巨额财政赤字摆在面前，靠投资不行，唯一剩下的一招就是出口。

全球贸易不平衡是个长期问题，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当下刺激出口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打价格战，通过汇率大幅贬值，使出口具有竞争力。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被动贬值，德国的出口急剧上升，经济恢复极其强劲。其他国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在年初提出五年出口要翻一番，通过弱势美元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这样想，新兴国家更不例外，纷纷通过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

汇率战的根源在于各国走出危机的手段实在有限，只能通过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各国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推动本币贬值，但实际上这对全世界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谁的货币大家都信不过了，你也贬，我也贬，最后都去抢黄金，导致黄金价格的严重泡沫。

曹远征：首先，经济复苏进程可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现在整个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只对防止更大衰退有意义，而对提升经济增长意义不大。因此传统的凯恩斯扩张性经济政策出现了失效，美国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复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人们现在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相信凯恩斯的经济学，继续用这种办法刺激经济。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日本等国仍然在给经济注水，人们称之为“定量宽松”，我觉得不对，应该是不定量的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此，汇率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美国人说中国作为出口大国，损失了它们的就业机会，克鲁格曼曾经计算过，他认为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可增加14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汇率调整有利于它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这是美国的逻辑。我们的逻辑则是：中国和美国工人工资差三十几倍，如果美国工人工资能降到中国的水平，就一定会有竞争力，但美国降不到，所以，尽管中国的工资水平持续上涨，但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出口一定会比较大，这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因此，汇率问题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上是全部争端的核心所在，简言之，汇率之争实际上是就业之争。

其次，全球复苏进程不一致，以中国和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复苏非常强劲，西方国家经济却起不来，这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导致了一个问题：全球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是美元，一方面，美元不断发行会贬低美元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美元发行却不能提升经济增长，这样钱就会流到发展中国家，推高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

在汇率上就表现为这两方面同时起作用，所以我们不清楚现在的人民币升值是由美元贬值引起的还是由人民币升值引起的，美元货币的锚在漂移，所有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都在升值，流动性转入发展中国家，抬高了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使它们的货币面临加速升值的压力。迫于这种压力，他们开始干预汇市，于是演变为货币战，这个问题在9月29日美国通过《汇率操纵法》后更加突出了。因为美国发现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干预货币，这不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是全世界复苏进程、货币政策不一致导致的复杂局面。

《21世纪》：在这场纷乱的货币战中，各国的主权利益与全球利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您认为我们应当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作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如何参与未来的全球经济进程？

黄益平：现在国家之间不信任的程度并不是历史上新高的水平。不信任是因为各国在政策上不协调，加上经济不好所造成的。全球化并不会到此结束。中美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政治因素纠缠其中造成的。所以，与其重估全球经济走势，不如努力促进各国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对中国来说，汇率政策需要更灵活一些，这是我们进行国际谈判的起点。而全球失衡问题是综合性经济政策的结果，不单单是汇率决定的。日本广场协议之后，汇率一直在升值，但它的经常项目顺差却在扩大。当然，这并不是说汇率跟经常项目失衡没有关系，二者是有关系，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在G20会议上，中国应引导各国把关注点更多放在解决根本性问题上，即各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来说，光动汇率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关键是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曹远征：我们必须站在全球角度考虑问题，考虑在全球中中国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考虑我们的利益。首先，必须坚持全球化进程。去全球化是很危险的，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各国竞争性的贸易保护和贬值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二战。所以，从人类利益来讲，维持世界秩序需要坚持全球化的方向。

其次，全球化过程中的再平衡问题。中国明白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美国也明白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这是经济结构问题，一定需要再平衡。中国人消费多一点，美国人储蓄多一点，进行平衡，这是一个方向。只是调整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人民币大幅升值无助于结构调整。唯一的办法就是渐进，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一定要稳住，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对世界经济负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发展，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人民币有升值倾向是必然的，只不过升值的过程需要权衡利弊，以我为主，这既适应了世界经济调整的需要，也考虑到中国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

陈超：现在是一个很差的局面，而更为糟糕的局面才刚刚开始。各国之间反倾销、贸易战将会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将益发猖獗。

过去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危机之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短期内让大家再恢复对美元的信心是比较难的，而且盯住美元的全球货币体系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中国要在推动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提了很多解决方案，什么SDR、超主权货币，是一个长期愿景，在短期内很难实现。还有方案建议回到金本位，但世界黄金储量、年开采量都是有限的，黄金产量增长根本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导致通缩和经济长期低迷。所以中国际货币体系最务实的转型方向就是多元化。

未来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储备货币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的储备货币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中国在G20会议上应逐步表明态度，有更多的配套行动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成为储备货币，先得是国际化的、可兑换货币。同时我们也需要很强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产品，人民币国际化后，很多人想要投资人民币，若没有相应的产品，金融市场的深度不够，将容纳不了那么大的需求量。所以在G20会议上中国要积极反映我们的诉求，推动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与此同时，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在投票权和席位方面，中国应逐步争取到更多的份额和话语权。当然，中国也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要在国际组织中投入相应的资源。

人民币升值还是美元贬值?

《21世纪》：面对各国压低本币的竞赛，我国的汇率政策应作何反应？

黄益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我想人们对此没有太大的争议。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在10%以上，但人民币升值的总幅度还是较小的，汇率问题跟经常项目失衡是有关系的。汇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让市场因素在汇率决定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单向的、近乎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已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结构失衡、出口依赖、服务业发展不足等；在国际市场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积累了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

人民币要升值，但要缓慢进行。若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20%-30%，中国经济将无法承受。在汇率问题上，最理想的处理方式是主动进行国际对话，同时允许人民币相对稳定地升值。2005-2008年，人民币平均每年升值7%-8%，这是经历过的，也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此轮升值若照此进行，是可以承受的。

《21世纪》：那么，人民币升值的标准在哪里？如何看待利率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关系？

曹远征：人民币升到什么程度就不升了？不知道。因为人民币是资本项下不可兑换的货币，我们不知道供求关系。美国人说人民币要重估，其含义是你一定要开放资本项目，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承认人民币将来要走向全面可兑换，但并没有时间表，要看国际资本流动状况，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得出的教训。

与此同时，汇率是相对价格的变化，目前人民币本身的变化，究竟是美元贬值还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从目前情况看，美元的贬值倾向更甚。提高利率，意味着更多的热钱进来，必须加快升值才能挡住热钱。因此，只有低利率和低汇率相联系；高利率一定跟升值过程相联系。这又变成一个奇怪的循环：美国在持续定量宽松，利率为0，在美国借一笔钱换成人民币投资中国，利率为2.25%，就有2%以上的利差，中国若加息，利差更大，钱来得更多；为了对冲，就必须升值。

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的结果是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必须严格管制，才能把热钱挡出去。而这一做法恰恰违背了经济学最基本的理念。因此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最终的办法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了解各自的情况，以合作的态度进行渐进、有序的安排，创造共赢的格局。

IMF改革构想

《21世纪》：在全球合作面临分崩离析之际，人们寄希望于下个月即将召开的20国峰会，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期待？对于呼声渐高的IMF改革，您有怎样的建议？

黄益平：和亚洲金融危机相比，IMF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有很大的改善，从它的政策措施来看，包括提供流动性、干预市场、支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等，都和其在1998年提供给亚洲的政策建议大相径庭。这说明IMF从过去的教训中不断学习、改进。

IMF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代表性问题，可能下个月在韩国首尔的G20首脑会议还要再讨论各国的投票权问题，现在的投票权分配不能反映各成员国的重要性。另外，欧洲过度代表的问题比较突出，IMF的总裁一定是欧洲人，这不公平。美国对IMF很多决定都有一票否决权，这也是有问题的。这三方面改革，才能使IMF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更具代表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合作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IMF是联合国体系的延伸，将近200个国家，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确实很困难。G20的优势则是比原来的7国集团更有代表性，比联合国更有效率。当然，G20也有很多受到质疑的地方，如合法性问题。但G20在过去两年间把金融风险和经济衰退控制住了，对全球经济贡献很大。下一步如何推动国家间合作，G20面临较大的难度。鉴于目前各国在汇率问题上的争端，G20确实应帮助解决汇率战和全球再平衡问题，并把重点放在各国的经济改革上，汇率只是改革的一部分。

曹远征：20国峰会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原来传统定义的金融监管框架，二是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评估，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能不能达到协调。汇率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只是一个表象，它的背后是各国复苏进程不一致造成的政策差异，这个差异需要进行某种协调。

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建立的，它由三个基础构成：一是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这是一个政治组织；二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即WTO，这是经济组织；三是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实行两挂钩一稳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同时间接与黄金挂钩。70年代后，美元兑黄金开始不稳定，变成浮动汇率，但这个制度的核心没有改，美元仍是中心货币。这一定会出问题，美联储既是全球的中央银行，又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于是就变成了美国人经常说的“我的货币，你的问题”，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核心的问题。而过去的架构，包括IMF、世行都依附于此。所以，当美元出现问题以后，IMF肯定没有办法，我们需要改造IMF。

首先，改革表决机制，如把5%的投票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力量在加大，增加他们的投票权可以吸收多元化的意见，过去表决权总是在美国一侧，美国的决策就是IMF的决策，美国出了问题，IMF就没有办法了。

其次，过去IMF是一种事后机制，它对付货币危机有办法，但对付金融危机没有办法。货币危机是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问题，IMF可以给它补充一些流动性，即IMF贷款，维持其平衡，但这一定是你出了问题才有的。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发现，等出了问题就晚了。货币危机过去经常发生，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问题，现在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够造成流动性困难，而是美国、美元出了问题，发展中国家成了被动的，这时候就需要加强金融监管责任，要提前预防而不是事后救援。

最后，IMF暴露的问题是过去总是用西方的眼光评估危机，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其逻辑是：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是因为财政没有控制住，出口太少，进口太大；IMF要给贷款，就要求该国宏观经济紧缩。亚洲金融危机时，一些国家为了获得贷款，紧缩经济，最后把经济弄崩溃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需要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而不是紧缩性的。在这种背景下，IMF的贷款这么挂钩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流程、方法乃至观念上都要发生变化，这有着很深刻的经济学含义。

目前人们看到IMF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无能和无力，对它不大信任；加上经济全球化客观上需要加强国际协调，但各国都有自己的主权，谁也不愿意让渡这件事给IMF，这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困境。20国峰会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框架，将来货币政策怎么协调？谁来协调？各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需要一个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20国峰会寄予很高的期望，看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一步，在全球中考虑共同的问题，而不要把很多问题变成国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