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军：“裸捐”只是一个打开右脑的问题

2010年11月04日 13:18
来源：新财经作者：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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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裸捐”很时髦。陈光标裸了，冯军也裸了。消息一出，追随者络绎不绝。其中，甚至有人打算“全裸捐”：在百年之后，将身体器官甚至遗体捐献出来，以作医疗机构教学实验之用。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事实上，我们与其质疑裸捐人裸的意义与目的，还不如自己也学着裸一下。至少，与其裸官”之裸相比，这种裸，更值得尊敬

冯军：“裸捐”只是一个打开右脑的问题

文/本刊记者王晓慧

2010年9月9日9点09分，爱国者总裁冯军在其实名微博上公开表示，“自愿在活着的时候，将个人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成为陈光标之后的中国“裸捐”第二人。

裸捐，顾名思义，就是把特定范围的个人资产全部捐出。当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从微软总裁的位置上退下，将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全部捐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被媒体誉为裸捐。

如今，冯军“裸捐”的消息一出，各种声音顿起，其中不乏质疑之声。

冯军为什么“裸捐”？面对这些质疑，冯军又做何感想？记者电话连线到冯军时，对方似乎刚从梦中醒来。原来，冯军正在哥伦比亚筹备爱国者进驻哥伦比亚的新闻发布会。此时是哥伦比亚时间夜里1点20分。谈到“裸捐”的话题，冯军似乎有意回避，甚至有些许的反感。

“裸捐”想法已有两年

《新财经》：您为什么选择“裸捐”？

冯军：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孩子好。两年前，我的孩子突然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很有名？我同学说你爸特别有名，总是跟我开玩笑说以后我就不用努力了。”我当时听了特别惊讶。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影响。很多人只看到我的现在，但我是白手起家，没有人给我留有什么财产，都是我自己努力工作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一些成绩。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新财经》：为什么会在这会儿“裸捐”？陈光标的行为是否起了一些作用？

冯军：他的行为对我的确有些影响。不过，我公司内部的人都知道，我这两年就有捐赠这个想法了。他们都知道我不会把财产留给孩子。

除此之外，我周围的很多案例也给了我很大的警醒。比如，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所谓的富二代或者富三代，自杀的现象很多啊。这些孩子的父辈们都很优秀，他们不愁吃不愁喝，想得到什么都很容易。而恰恰如此，很多孩子却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最终选择了自杀。

那么小的年纪，就那么死了，特别可惜。

《新财经》：中国的富人包括隐形富人不是近期才出现的，为什么“裸捐”现象会聚集在这个时期？说明了什么？

冯军：这是中国财富累计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过，裸捐第一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雷锋早就裸捐了，只不过他那时候没有微博，日记也是在他死之后才发现的，社会才知道他捐赠的事情。现在的人们有了微博，“日记也在人们死之前就被看到了。否则的话，人们也只能在我死之后才能看见这些内容。

幸福和学历没关系

《新财经》：您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您的家庭和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冯军：有改变。我之前只顾忙工作，没时间陪孩子。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突然觉得特别对不起孩子。不是这个决定本身让我觉得对不起孩子，而是我觉得我应该赋予他更多感情层面的东西。现在，我会经常抽时间陪孩子下围棋、象棋，给孩子尽量多的时间。让我欣慰的是，我儿子刚考上人大附中，这是他靠自己的本事做到的。

《新财经》：您打算把您的儿子送到国外学习吗？

冯军：在国内上学也是一样。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至少他自己觉得很轻松。

不过，中国的教育体制都是在培养左脑，死记硬背的能力超强，谁学历高谁就具备优势。什么叫左脑，什么叫右脑？我们的数学、逻辑、从小的考试，都是用左脑；而人的本能、潜意识、梦想、愿景，都是用右脑。左脑更多的是讲规范，右脑更多的是讲创意。左脑讲规则，右脑讲效率。中国的教育体制都导致我们被国外的某些组织说成是最没有创造力的一个民族。我听了之后很伤心。但伤心之余我们应该崛起，应该去思考一下如何调动我们的右脑。德智体主要锻炼的是右脑，但高考不考这些。人们最终会发现，人的幸福指数跟学历没有关系。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很正常”

《新财经》：“裸捐”招骂，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比如，很多人就认为您这个行为是炒作。

冯军：我原来很正常，现在倒成了怪物了，就像我长了三只眼睛。其实，人一旦打开右脑之后，看待人生就轻松得多了。(对财富)，其实很多人都想通了，只不过中国人比较含蓄，做了好事但不愿意表达，因为怕有争议而引起压力。中国有“枪打出头鸟”的习惯。

其实我也不愿意表达。我这个想法原本只有公司内部人知道，知道我不会给孩子留钱。孩子如果争气，你不需要给他留什么遗产；孩子如果不争气，给他留那么多钱不是在害他吗？作为民营企业，爱国者的一切都是社会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付出的时候是快乐的。我觉得这很正常。

其实，“裸捐”这个话题，就是右脑打开没打开的问题。这仅是我的一个简单行为，打开右脑就什么事都相通了。比如，由于时差的原因，我昨天一共只睡了四个钟头，但精神头足足的。因为我每天都保持着感恩之心睡觉，每天都写一条感恩的话，心里特高兴。当祥林嫂多辛苦，整天觉得自己多可怜，整天那么瞎嚷嚷，不光把事儿都招来了，也把狼招来了，结果把孩子也叼走了。

《新财经》：将慈善同企业的税收挂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军：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受到尊重。如果因为一些政策而致使一些人无法进行这些捐赠，那么，制度就应该有相应的考虑，考虑怎么鼓励这些人做好事，帮助他们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让全社会受益。

当社会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应该鼓励，这方面不应该有太大的争议。只要是对社会、对民族有意义的事情，干吗不让做？社会利益最大化，不要教条。

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妨打开右脑看看：中国的GDP今年已经追上日本了，这是左脑告诉我们的。但是，右脑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中国人均GDP才追上日本十分之一。1949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一个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GDP仅占1%，中国多可怜啊。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GDP已占全球1.8%。发展虽然慢，但终归是成长了。改革开放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右脑，而邓小平是首先打开人们右脑的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的猫就是好猫”。“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左脑才争论那些形式呢，右脑不搞形式主义。所以，只要能做到社会利益最大化，就应该考虑相关的鼓励政策。

《新财经》：很多人都很赞赏您“裸捐”的行为。但由于出现过企业家诈捐的情况，因此，很多人也很关心您将如何兑现承诺？

冯军：这是我冯军完全自愿作出的承诺，我把承诺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当你有坚定的信心的时候，你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关键是你如何用感恩的心态把这件事做好。

打开右脑“走出去”

《新财经》：您此次带着产品到哥伦比亚去，当地的反响如何？

冯军：当地的用户很欢迎，很高兴。我到这里才发现，这里的市场，都是中国人让给日本人的，导致日本人的产品价格高得离谱。其实，他们的产品都是中国人制造的，而且不光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设计。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贴个日本牌子就完了，但产品价格要比中国高出很多。其实，日本人的韩国人，最怕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不来，他们就可以垄断市场和利润，舒舒服服地干挣钱。

《新财经》：我听说，哥伦比亚的总统还接见了您？

冯军：是。总统特别高兴，并且让我挑个哥伦比亚的好地方，承诺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就陪着我的全家一起去度假。过去，中国企业有谁敢来哥伦比亚做生意？一说起哥伦比亚，就让人联想起打仗、毒品。其实，那已经是早八辈子的事了。

走出去，不要停留在原有的习惯里，这就是左脑和右脑的问题。中国人普遍左脑发达，都自认为自己了解这个世界。其实，最不了解世界的就是中国人。很多人都待在中国，不走到外面，不知道老外怎么想，所以连个外语都学不会。但你看那帮温州的兄弟们，那帮福建的兄弟们，就像许三多一样，左脑没有接受教育，右脑同样没有受到抑制，所以人家就敢出来。在国外做生意太容易了，比在中国国内容易得多。

点评

改革开放了，人们学会了使用右脑。于是，蓦然间，我们发现，中国出现了许多会赚钱的人。于是，我们很得意：世界500强有什么了不得？全球首富有什么了不得？我们也行！

忽一日，比尔?盖茨跳出来了，要裸捐，而且说到做到。这下，国人可惊着了。这个美国佬，他可是有儿有女呀。挣钱为什么？不为传给子孙万代吗？攒钱为什么？不是怕人没死钱却花完了吗？他倒好，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却生生把大把的钱都捐了。脑子进水了？

也不像。比尔?盖茨什么人呀，多聪明呀！

于是，我们的聪明人也开始开动脑筋琢磨了：我们哪儿不对了？

事实上，我们确实哪儿不对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尽琢磨赚钱了，却没想起来琢磨琢磨如何花钱。当基本的温饱解决了之后，当浮华奢豪过后，我们蓦然发现，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们的好多钱好像撒错地方了。

面对比尔?盖茨，面对巴菲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没学会花钱。

老百姓不会；政府也不会。

这才会有贫富不均，才会有裸官，才会有腐败，才会有骄奢淫逸，也才会有守财奴。

于是，打开了右脑的聪明人明白了：钱不是上述那些人那样花法的。钱还有更伟大的花法。

谁说钱充满了铜臭？只要来得正，只要花得对，钱就是这世上最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