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电信：在电信市场边缘徘徊

2010年11月04日 15:11
来源：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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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三巨头垄断着基础电信这一利润最丰厚的领域，民营电信只能在电信市场的边缘寻找自己的空间

民营电信：在电信市场边缘徘徊

2000年，杨英杰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电信公司——民盈电讯。十年来，民盈电讯一直致力于涉足基础电信领域，但始终不得入门。杨英杰曾为此进行了多渠道、多角度的测试，也搭建了一个又一个符合当时政策环境和政策隐喻的平台，试图成为基础电信舞台上的一名演员，虽自始至终给自己定位为一名龙套演员，但依旧不可得。

《新财经》记者为“新36条”的话题采访杨英杰时，他正在国外开会，但他还是利用开会间隙回复了记者的问题：“面对‘新36条’，民盈电讯就像一个等待入伍的农村青年，热切又羞涩，远远地眺望着组织。”面对‘新36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巨头鼎立的中国电信市场，杨英杰的内心感受，也许就是民营电信企业的一个缩影。

进入基础电信市场只是梦想

互联网已经成为百姓生活和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水平的1%，而中国的比重超过1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再说电话费，如果你有亲戚或朋友在美国，很少有人会从中国打国际长途到美国，几乎都是美国的亲戚朋友打过来，因为美国的电话费很便宜；而在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是承受不起昂贵的国际长途话费的。

为什么会这样？在美国，电信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为了留住自己的客户，电信公司往往会采用各种方式给客户一些优惠。而在中国，电信三巨头垄断着整个电信市场，电信运营商自然没有自主降价的动力和积极性，而且，垄断也造成了电信市场的混乱，霸王条款、信息不透明、付费和服务不对称等问题非常突出。

近年来，国内电信行业先后进行了四次体制改革，给长期垄断下的电信业植入了一些竞争概念，资费有所下降。但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实质上改变中国电信市场的垄断局面，每一次改革，都是在现有的电信企业中打转转，人还是那些人，服务还是那些服务，无非是企业的分分合合，班子被调来调去。最终，电信业最核心、垄断性最强、利润最丰厚的基础电信运营市场仍掌握在三巨头手中，民营企业根本没有进入的可能。

当年，民盈电讯为了间接进入基础电信业务领域，曾参与并购以环太平洋海底光缆(海缆)为主营业务的亚洲环球电讯。但是，在最后的竞购环节，被当时的网通公司夺得，民盈电讯只好退出。回忆当年的这段收购经历，杨英杰说：“当时的网通公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毕竟是国企，从任何角度讲，我们都无法与其竞争。现在回过头来看，即使当时我收购了海缆，也很难把它变成做基础电信业务的敲门砖，因为还有法律和政策的限制。

十年来，民盈电讯只能在增值电信业务中寻找自己的天空。与民盈电讯一样，很多民营资本一直在国内电信市场的边缘徘徊。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非公36条”，明确规定了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的市场准入问题。可是，五年过去了，民营资本在国内电信市场仍步履蹒跚。

对于“非公36条”的执行缺失，杨英杰认为：“无外乎两个原因，不放心和舍不得。首先是不放心：第一，垄断行业之所以成为垄断行业，必有事关国体、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等理由。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执行者’，对来自非国有的人、财、物及思想意识、政治觉悟、普遍服务水平等诸多方面都不放心，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在这些方面做得尽善尽美；第二，引入民营资本，怕失去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其次是舍不得，也就是舍不得现在的资产和资源以及未来的利益和利润。

在失望中等待未来

2010年5月，“新36条”出台，让杨英杰燃起了一丝希望，他与朋友们奔走相告：“又有一个新政出来了，我们可能又有一些希望了。”杨英杰仔细研究了“新36条”的相关条款，第九条规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信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

能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是杨英杰努力了十年的梦想。可是，仔细研究后他发现：“第一，‘参股’这个词一旦提出，就意味着被参股的基础电信企业已经存在，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只能选择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公司参股。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愿意释放出一部分股权给‘参股者’，与那些欧洲、亚洲著名运营商或投资人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参与的机会有多大？第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哪一家公司的市值不是成百上亿，民营资本想参股，1%可能就是10亿元，将10亿元人民币投进基础电信行业，可能连咳嗽一声的动静都听不见。

分析了“新36条”后，杨英杰得出结论：参股的政策很好、很周详，但对于民营资本来说，现实中的发生率几乎为零。为了一个如此低概率发生事件去制定一个政策，有何意义？

与其这样，杨英杰认为，电信业发展今后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要么干脆不放，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让三巨头虽垄断，但要发展成为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目的的商业公司；另一条是，完全放开电信市场，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修改《电信条例》中‘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中，国有股权或股份不少于51%’的规定。与之配套的是，完善有关电信安全规则及罚则，重建普遍服务的体制和规则。”不过，按目前中国电信市场的现状，杨英杰所说的第二条路实属任重道远，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姑且放放再说吧。

当被记者问及是否对“新36条”感觉失望时，杨英杰回答：“希望已不复存在，谈不上失望。十年来我所做的一切，无论在外行人看来是多么辛苦和创意执著，无论内行人看来是多么徒劳和微不足道，其结果都归结为一句话——热情已被耗尽。

采访中，本来还想听听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艰辛故事，杨英杰很无奈：“民盈电讯只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洪流中的一个小小角色，在‘新老36条’这样重大的决策国事面前，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无足轻重的，细节描写得越多，越可能暴露自己的逆潮流而动或背大势而行，徒增笑耳。

在“民营经济与垄断行业”这个故事中，民盈电讯也许只是一个片段和缩影，见证着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尽管它在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和准备，包括基础电信资源、客户、技术、设备，等等。但是，摆在杨英杰面前的只能是：看看世事如何演变，等等那未知的未来。

杨英杰：面对“新36条”喜忧参半

我对“新36条”总的感受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国家对于“非公经济”的定位五年未变，无论“新老36条”，对于非公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的判定没有改变。这种原则性的判定其实是最根本的，它的重要性远远高于那些被落实或者不被落实的条款和细则。因为对于“非公经济”来说，那些细则和条款只是发展的需要，而这个判定，才是生存的根基。从“非公36条”到“新36条”的有序传承，就好比两口子结婚前说我爱你，结婚五年后还在说，因为日子还能过下去，感情还在。

忧的是，其一，出台“新36条”，必然说明“老36条”制定和执行的缺失。从乐观的角度讲，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及时调整政策中与现实社会发展产生差异的地方，使之更有指导意义和更具针对性；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讲，“一唱三叹”的目的和原因，无非是推行不力而引发的强调、强调再强调。那么，五年的反复强调，会不会在随之而来的五年后重演？

其二，疑虑本身并不重要，任何社会现象、任何统治意志都会被疑虑，没什么大不了，关键是这种疑虑的重复叠加将会导致“非公经济”对上述“感情”的不确定，在不确定的心态下如何面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社会责任和对未来前途的判断。

其三，假如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五年的政策出台、细则迟缓或根本不至，这种轮回的可怕在于，如果一个政策出台后，要等上五年的细则出台和五年的执行不力，再等待市场反馈后下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非公经济”的进入是行不通的，是需要渐进而非尽快落实的，是事关国体而需要三思后行的。那么，恐怕就连下一个五年的“新新36条”也等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