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货币间不存在战争可能百姓往往认为必会水深火热

2010年11月12日 15:23
来源：财经网作者：许维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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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应惧怕热钱流入，或者期望通过资本管制堵住热钱，钱似水、宜疏不宜堵！

许维鸿

G20峰会召开在即，国外媒体热炒“货币战争(Currency War)”，目的是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从而发达国家在各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讨价还价中占得舆论的先机。作为刚刚进入国际货币问题“漩涡中心”的中国，必须小心应对，切不可盲目跟风。

国内最先提出“货币战争”概念的是学者宋鸿兵，和他的畅销书《货币战争”系列。尽管很多学者都质疑这本所谓的财经小说缺乏经济学逻辑，但单就《货币战争”一书唤起中国普罗大众对货币银行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其作用就值得肯定。当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来自于西方舆论的“货币战争”逻辑，穿着的是经济学的“科学外衣”，不是来给中国百姓知识启蒙的。

我认为，货币间不存在战争的可能，全球化生产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优势互补是主基调，就汇率问题的唇枪舌剑不能用“战争的的概念来类比。什么是战争？战争是指当事者之间事情矛盾争端到达白热化之后，采取的粗暴的毁灭行动，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解决纠纷的一种最暴力手段，是流血的政治。如果两国政府就货币政策纠纷的谈判，也能称之为战争的话，那国家间贸易额度、知识产权、品牌注册、环境保护、疫情防治等的战争岂不多如牛毛？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普通百姓虽然不理解央行经济学家的长篇阔论，但是懂得战争的含义，懂得一旦发生战争，交战双方必然两败俱伤，而百姓则是水深火热。因此，社会舆论必然一致反对任何一方发动所谓的“货币战争”，这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执政者转移公众视线，淡化国内经济问题，是有很大好处的。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在2007年下半年达到顶峰的、整个金融体系、社会企业、家庭消费的过度杠杆化(Over-Leveraging)和高负债率(Over-Indebtness)，远远超出了全球的实体经济产出和被抵押的资产价格承受能力。这个现象在美国最严重，特别是房贷市场的次级抵押债券(Subprime)和基于次级抵押债券的衍生品CDS、CDO等，直接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其后美国进入了长期的“去杠杆化”的痛苦历程。

可见，货币政策矛盾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汇率问题也不是全球性的“去杠杆化”的关键。不同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本次金融危机的“善后”不仅仅是坏账的清理，更是整个金融系统货币乘数的正常化，单靠国际央行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显然是难以拉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在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仅仅是在低杠杆的市场投入流动性，恐怕效果有限。

值得警惕的是美元贬值的难度！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利率都已经接近零，而且这种趋势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这和20年前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时的利率环境是不一样的。当时，日本通过降低利率使得日元贬值，而目前美联储显然缺乏利率环境驱动美元贬值，只好通过增发货币的办法，而这个选择有可能把美国拖入流动性陷阱，并带来类似历史上日元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

一旦美元成为套利交易的对象，将对全球金融稳定形成新的威胁，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教训，给出了清晰的潜在“路线图”：通过套利交易，国际对冲基金等热钱介入新兴市场的股票、房地产等资产，而一旦美联储实施退出战略，美元汇率强劲反弹，美元套利交易平仓势必引起美元大规模回流，从而导致新兴国家的资产泡沫破灭、本币贬值、利率大幅提升、信贷紧缩、银行倒闭。

讨论至此，很多读者可能会反问道，发展中国家这种巨大的“潜在金融危机风险”，难道还不能用战争来类比吗？很遗憾，我还是觉得货币不战争！即便是未来真如以上分析，在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又一轮的金融危机，也远远好于通常意义上的战争中，彼此血腥的肉体消灭。更何况，危机还只是潜在的，新兴市场国家本来就需要未雨绸缪，改善自己的货币、汇率和银行体系。

对于中国，盲目跟风讨论“货币战争”弊大于利，应该试图把舆论焦点重新定格在美国的过度杠杆化和高负债率，毕竟欧洲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环境瞬息万变，对于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来说，挑战巨大。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出口导向型经济下，产能快速发展搭了全球化的便车，货币政策常年“外包”美国的实践证明是最优选择。但是，新一轮“货币战争”讨论“再次敲响了警钟，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风光不再，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外包”美元全以静制动的策略难以继续打下去。

中国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10月的出人意料加息就是最好的证明！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首先不应该惧怕热钱流入，或者期望通过资本管制堵住热钱，钱似水、宜疏不宜堵！应该考虑把流入的国际热钱引向那些经济体中投资不足的地方，比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二三级城市的地铁、公交等公共服务设施、农产品物流网络等；在金融工具选择上，完善人民币债券市场，规范地方政府债、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体系；在地域上，充分利用香港等国际融资平台，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