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二五解决好住房问题中国才有希望（下）

2010年11月22日 16:02
来源：凤凰网财经

0人参与0条评论

正在加载中...

该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模式？其内核到底是什么？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国际、国内环境，潜在的危机和挑战有哪些，下一阶段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凤凰网财经频道为此特邀请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于2010年11月21日作客凤凰网，与广大网友分享他不同于经济学家的洞见。以下是下半部分的文字实录：

把住房问题处理好才能换得长治久安

凤凰网：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您明确一点，您谈谈社会改革的范畴怎么界定？我听到您说关于收入分配就可以纳入社会改革了？

郑永年：一个社会假设可以分成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各个领域，中国的改革跟前苏联或者俄罗斯东欧国家不一样。东欧国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政治领经济领社会假你政治改革也开始，一下子一起来了，大爆炸，所谓的全方位的推行，它这个改革模式，也有它的优势，不能说一点点没有，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政治民主化也在进行，经济改革自由化也在进行，社会改革也在进行。但是它也有缺陷，正因为全方位的改革，大爆炸的改革，它不是像中国这样渐进主义，所以它好多的东西都比较肤浅的，深入不下去。假如说像俄罗斯，寡头政治、寡头经济一大堆，好多东西大家好像已经占了，实际上老百姓不满意，包括它的民主政治，很多老百姓也不满意，普京，西方批评他，也说倒退，以前地方首长是选举的，现在地方首长又是中央任命的这样一个东西。

中国是渐进改革，中国就是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区分开来，西方国家当然一些学者批评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我觉得西方这些人不理解中国，有些人有偏见，有些人不理解中国，因为西方人的定义政治改革就是选举，就是民主化，中国实际上我觉得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建设。我刚才说了，市场制度，经济这一块已经建设差不多，当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国家经济建设差不多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社会改革你说它的范畴，包括几大块，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环境，二次分配，差不多都是西方的第三部门、公共部门这一块。中国以前属于计划经济的已经不行了，已经没有了，假如说以前国有企业完全是国有企业，所以不需要很多东西，国有企业就包揽所有的一切。

凤凰网：企业就是小社会。

郑永年：企业完全是一个社会，现在不是这样，民营企业一大块，现在的国有企业也跟以前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了，不是小社会了，国有企业已经是一个企业了，朱镕基总理说法人化、企业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这一块谁来做呢，通过改革制度建立起来，建立一套新型的制度，这个非常重要。

至于看为什么重要呢？我一直讲，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当然你可以不用这个词，用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就是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发明的，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还没有其他的机制能比得上市场经济，中国叫市场经济，西方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能创造财富，也能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了，大家富裕了。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它不会保护中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像马克思所说的，马克思说得很对，资本的本质就要把所有的东西，社会关系，所有的东西把它商品化，把它货币化，用现在经济学的理论说把它投到市场，GDP确实很高，大家流通，流通领域。

这一块，实际上西方也是惨痛的教训，西方就是早期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主义，英国学家狄更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或者法国雨果说的悲惨世界。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原始资本主义，那么原始资本主义它破坏社会，不能保护社会，所以产生这些情况，西方后来通过社会改革，通过政治改革，由原来的资本主义现在过渡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叫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它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它本身的发展逻辑，绝对不会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要剥削。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呢？那就是欧洲社会主义结构。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救了资本主义，到现在为止，在欧洲比较好的社会，它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比较好的社会，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看看，能做得好的就是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结合很好，这两者结合好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非常稳定，经济繁荣，比较和谐的社会。

或者光强调资本主义，或者光强调社会主义，都不是太好的。光强调社会主义，以前苏联版本，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不讲市场，消灭市场，消灭资本，国家代替一切，就变成贫穷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要比较平衡发展。放到中国，我们可以说，以前经济改革我们说市场导向，这很明确，这个市场机制现在建立得也差不多，但是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因为中国很多领域，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说，它很多经济发展都是通过破坏社会来进行的。比如说像医院，医院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地方政府赚钱的工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教育产业化，但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产业化，但地方政府教育产业化非常厉害。

这次金融危机有房地产，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需要政府保护的。西方这些领域，它对谁投资，怎样的投资规模，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政府投入很多，中国这些年都是暴富领域，这些是中国发展那么快，但是社会不稳定，因为社会要保护好。我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加坡的社会跟中国这个社会，从基尼系数来看，衡量社会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来看，新加坡要不跟中国差不多，要不比中国甚至高一点。但为什么我们中国担心社会不稳定，而新加坡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新加坡有很多社会保护机制。

凤凰网：对，政府保障。

郑永年：有保障机制，当然它没有社会保护机制，我觉得用不用这个概念不重要，有没有这个机制很重要。80%多的居民就住到政府提供的公屋里面，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它有医疗、社会保障，像CPF，中央公积金这些。所以它基本上用社会保障制度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了，所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不封顶，最底层保障好了，中产阶级被保证，但是中国呢？反正中产阶级成长的快，但是一旦危机发生了，消失的也快，因为它没有社会保障体制，所以中国有“房奴”、“孩奴”，孩子上学要花钱。

凤凰网：没有安全感。

郑永年：没有安全感，你住房要弄钱，所以中产阶级没有制度保障，社会改革就要建立这一套。

凤凰网：您觉得我们现在如果十二五要想实现这个突破，这个突破口应该从哪儿选？

郑永年：我是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学者也说了，说也没用。但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制度改革就像经济制度改革早期一样，百废待兴，改革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不可以全面促进，全方位的推进推不动的，一定要抓住一点，重点出击。

凤凰网：这个关键点您觉得是什么？

郑永年：如果我们花十年、五年，甚至十年时间，把房地产做好了，就可以换得哪怕半个世纪的长久治安，要一项一项的做，不可以全面促进。

凤凰网：您觉得应该从房地产开始？

郑永年：房地产太重要了，因为房地产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中国现在这里面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年以来，你看看如果十年以前，房地产占总体GDP多少，跟今天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程度。

凤凰网：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郑永年：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发展，不仅对经济本身的影响，因为房地产现在完全看成一种经济产业，你把房地产看成一个经济支柱产业，那社会就破坏掉了。我们说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是工作空间，我们在工作，八小时是私人空间，一半空间没有了，这是社会基础，任何一个社会就是这样。你想想，西方是最原始资本主义，以前政府哪会儿管老百姓住的问题，为什么会后来出现那么多公共住房，福利住房，当然他们主要是针对很穷的穷人，到了新加坡以后，新加坡政府很聪明，把它改造了，为了所谓的人，除了那些富人我不负责，其他人我都负责了，所以它社会就很稳定。

凤凰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一提到房地产，它也是有点像毛线头，根本揪不清，方方面面都牵涉到，你比如说房地产被当成这种经济支柱也好，或者产生GDP大头也好，它更多的层面可能在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上，甚至于地方政府业绩的途径也好，它变成地方经济一个支柱，这个背后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不是说我们中央政府把这种福利房搞起来就能够解决的吧？

郑永年：那当然不是了，是个系统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