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龙:技术突破为动力 体制之困须化解
凤凰网财经讯 2010年11月27日,上投摩根之高校论坛之五——“后世博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在同济大学举行。凤凰网财经对本次会议进行全程网络报道。以下为张江高科董事长刘小龙先生演讲:
刘小龙:非常感谢上投摩根、经济观察和同济大学举办这样的论坛,给我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自己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看法。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后世博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主题非常好,我们怎么样看待世博会呢?我认为世博会本身只用了上海不到千分之一的土地资源,但是集聚了全世界24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在这个小的舞台上做了一次理念、文化、科技和产品的PK。PK的结果事实上是一次巨大的价值体现,它辐射的范围是全世界,而吸引了7300多万人的眼球,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这当中体现的价值,现实的价值是3000-4000亿,而长远的价值要乘以10倍以上。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转型问题的时候,世博会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者是拐点。实际上世博会恐怕也是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所说未来的价值建立在平台之上,世博会就是最好的平台。
今天我谈的是后世博以后,在转型过程当中,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发展,以上海这个地区为例。中国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是什么?首先,中国引领了全世界最贫困的20亿人参加到了全球化的竞争当中,一下子把格局打破了。这个格局是什么呢?原来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构造的海平面,和第三世界国家,新兴市场贫困的海平面有一个巨大的落差。由于20亿人的参与,整个海平面发生了迁移,这两个海平面开始接近。接近造成了一系列今天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的区域化竞争,实际上是构成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核心动力。政府官员的升迁重要的考核是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这个动力始终在推动着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
第三、中国的经济制度导致的主要优势是什么。11月15号日本政府公布了第三季度的GDP1300亿美金,中国政府是1400亿美金,中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GDP第二,毫无疑问总量上我们是第二。从目前来讲,所谓人均收入进入到了小康,人均4000美金左右的水平,进入了中等以下国家的行列,这已经是基本成定论了。
同时,我们的综合国力也确实走到了前面。但是问题是什么?中国的制度经济导致的主要问题是整个产业价值链仍然是低端的,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用的ipad,这个价值链里面,富士康10万人创造的价值链,在ipad只占了5%,14连跳的惨痛代价回来的,还是15%是其他产业提供的,像触摸屏、软件,包括日本的供应商、韩国的供应商,中国大陆和美国本土的供应商。而苹果公司所创造的价值占了整个产业链的80%。标准是他制定的,款式是他制定的,核心软件是他编程的,苹果黑白两色的颜色,挖掘了人类深出渴求安静和安全的内心世界,所以让大家爱不释手,从人类工程学的角度做研究的。就整个产业链来讲,中国仍然处在最底端。这构成了什么循环呢?企业没有大量的资金去做研发,这样一来形成了循环使我们长期在产业链的底端徘徊,这是我们在制度经济学方面遇到的问题。
刚才周主任和连老师都谈到了,由于海平面的接近,西方国家的挤压,心态问题,因为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失业了,过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时候政治家出来说话了,都是中国闯的祸。因此,西方国家现在采取的应对措施可以看到:第一、最典型的法国延长劳动时间,像过去那样干是不行了。第二、逼人民币升值。第三、制造业高端回归。11月18号,美国通用汽车重新复牌上市,紧接着克莱斯勒也将上市,回归制造业。还是要有制造业,因为它能解决大量的就业。美国最近向中国出口C130运输机,可以解决19万个就业机会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第四、跨国企业在一定的环境下面把它的一部分低端产业向更便宜的地区转移,比如说越南、印度等等。
当然,从产业链的价值链来说,西方国家也正在追求更高端的价值空间。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可以从ICT行业里面的表现,在生物技术行业里面的表现,在新能源方面的表现看出,事实上美国、欧洲和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大量的风险投资,PE和专利的研究,标准的制定,在新的战略性新兴行业保持垄断地位。
所以后世博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机遇在于我们也必须选择中国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向。究竟怎么做呢?今天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观点。世博会实际上展示了10个领域的技术,它基本覆盖了上海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方向。上海要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方向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国的“十二五”规乃至“十三五”要解决什么问题?从这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可以看到,核心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么转变?我们简单来讲,中国未来向全球提供廉价低端产品的路子还会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这个模式不可持续,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对于中国是一个窗口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市场,中国本身拿什么吸引别人?中国市场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需要开发起来的话,除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到中国投资,全世界产品到中国推销以外,中国自己的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能够在技术上有突破,就像能够在商业模式上取得领先地位,就是要在这个市场里面自己能够站住脚。同时,中国的企业必须要能够解决中国中产阶级的发育问题,中国本身的消费问题。
我们仔细看一下在世博会所展示的十个领域技术,基本上都在这个方面有所表现。比如高端的太空技术,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类似于美国曼哈顿工程,集国家之力完成的。比如4D技术,未来的消费,特别是在影像方面的消费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我们未来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图像是悬浮在空间的,而不是在平面上的,张江已经有这类的裸眼立体电视,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将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现在的整个影院模式和家庭影院的消费模式。
再比如说机器人,中国有的是劳动力,为什么需要机器人?需要的,因为危险的行业,在人们不可及的地区还要靠机器人完成。再比如说照明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终端节能技术的支持。在智能家居方面、智慧城市方面、电子医疗方面、交通工具的新理念方面、资源的循环技术方面以及在新型农业和城市绿化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世博会所展示的10个领域,可以代表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
我想谈谈对于这十个领域上海应该怎么做?第一、上海首先要做大做强ICT的大平台,主要是信息技术。在信息技术方面,上海现在已经做得怎么样呢?在张江有150多家的设计公司,设计公司的数量应该说在全国是最集中的,主要是集成电路和软件方面的系统集成公司。在未来的上海ICT大平台的打造方面,我们主要做到鼓励上海在移动智能终端的企业发展,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苹果这样的模式,Face Book这样的模式,这种模式最核心是什么理念?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开发了两个扇面,一个扇面是很多的软件开发上开发源代码的情况下自由的在这个平台编程。在另外一个扇面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这两个扇面的整合,使得苹果的价值相当于中国所有ICT企业销售额的总和。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字。这样的一种平台所创造的价值就在于苹果的平台上,这个价值并不是苹果本身创造的,而是由无数的供应商和消费者创造的。这个平台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智能终端。我们不要小看智能终端,目前在中国智能终端的水平完全可以超越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国内下单,全球待工,包括台积电的待工,系统整合,最后形成具有中国品牌的智能终端。
第二、做大做强上海的生物医药大平台。我们现在吃的药95%是西药,而且是我们国家的仿制药,真正中国自己的原创药几乎没有。张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开发了50个国家一类新药,在几千个药的比例仍然是很小的,但是非常不容易了。问题在于中国有很多大药厂,比如讲广东恒瑞、江苏扬子江、天津的天士力,这些公司产出很高,但是利润不高。原因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有的公司整个销售利润率不到5%,在这种情况之下,张江提供了300多个企业的创新成果,而这些创新成果可以和这些大药厂之间进行合作,最后形成中国自己的,拥有原创产权的新药。
第三、新建智能能源网的产业平台。在国家“十二五”计划当中中国将开发智能电网。实际上除了电网以外,我们在国家能源局的指导下进行智能能源网的综合利用,包括燃气、水资源利用、海水淡化、新能源汽车、电力本身,也包括地缘热泵,风能、核能等所有新兴能源的接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裂变器、智能电表和各种智能终端把整个能源网络连接,通过这样的整合,我们计划在未来的5年当中可以在局部地区实现减炭20%。这样的目标如果能够长期实现,并且一个个复制,中国在2050年哥本哈根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四、试点物联网的全产业平台。上海的物联网起步比较早,我们已经在集装箱运输、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将会把世博会的这类技术推广到更广泛的平台上,包括危险品管理、汽车惯性导航,因为汽车导航在物联网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信息孤岛就是汽车,在家里可以上网,在办公室可以上网,只有在汽车里面最不方便,因为你在开车,没有办法进行合理的联系。开车的时候眼睛不能乱看,但是你耳朵可以听,嘴巴可以讲,我们最简单的用电话讲,实际上汽车当中有大量的信息源可以利用。因此在物联网方面用汽车和外界的互联沟通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在汽车方面,利用汽车刹车的能量提升节能效果,所有这些东西很多大厂商已经开发了,如何把这个系统和你周围的网络系统连接起来,这个工作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第五、开发后世博的新概念产业平台方面还有很多方面做。
我们的核心策略是抓高端技术,打低端市场。张江的ICT设计公司的高端技术产品正在大举进入中国本土市场、印度市场和俄罗斯市场,来自全国的大型医药公司的研发、投入、销售、结算总部集聚在张江,产品通过销售网络进入到了全国上千个县的医疗单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设计、中国制造所谓低端产品,这个低端产品并不是低技术的,实际上是高技术、低价格的产品,价格低得出奇,已经在金字塔的消费架构当中逐渐上升,站稳脚跟,从底部做起,蚕食跨国公司的市场。英特尔有一个工厂从外高桥搬走了,为什么搬走?实际上被中国企业赶走了。很简单,我们现在所说的山寨版手机是怎样产生的呢?实际上山寨版没有知识产权问题,山寨版是利用了中国合法资源做出了最有效率的产品。比如讲我这个摩托罗拉的手机刚刚出来的时候是4000块钱,半年以后中国本土手机做得比它漂亮,功能比它多,400块钱,我们的农民兄弟可以用,民工可以用,一年一换都没有问题。这个产品怎么做得这么便宜呢?还有利润呢。我们有技术,比如说这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的芯片在8英寸的晶源上美国人只能开发1600个,而我们张江的企业可以做到4000个。在流通环节里面现金交易,省去了很多银行的费用。物流也是,没有中间环节,在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时候没有中间环节,直接销售,没有代理。所有的这些环节上的运用是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式的打法。所以,打败了许许多多的跨国公司。我们在这类的产品上占有先机,因此抓高端技术,打低端市场是中国式制造业向高端前进的必由之路。
第二、抓投资环境,破政策瓶颈。刚才几位领导都讲到了,中国现在的创新创业,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转型是有很大的难度,为什么?因为国家现在的很多政策体制无法适应新业态的发展,中国目前不是一个创新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成为创新国家,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很多体制机制是落后的。比如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之间有增值税,台湾没有,美国没有,我们在竞争方面就弱化了。比如说药品的研发过程的审批时间很长,美国30天,中国需要两年。第三、民间资本进入新闻媒体有很多的障碍。居家注册企业是一个问题,美国大量硅谷的公司都是从车库里面发展起来的,居家注册企业是最便宜的,既可以把家庭的书房做成办公室,又可以发挥它的家庭齐心协力的作用。海量的公司就容易产生伟大的公司。这是我们创业的基础。再比如说户籍问题使得我们的人才流动出现问题,双重国籍,我们国家没有恢复,美国每年从全世界引入几十万的技术移民。再比如说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银行现在对于小企业的融资还是另眼看待的,必须要有抵押,按照我们国家的贷款通则要有抵押物,专利他不认,房产可以,固定资产可以。但是高科技的小企业,尤其是上海未来发展的智慧型的企业,多数是没有固定资产的,只有专利可以抵押。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国有企业的员工是没有股权的,没有股权的公司不可能把你的职业和事业完全捆绑在一起,不是这条船上的人。当然还有教育问题,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一个教授,波士顿大学的周教授说一个专利发明以后在大学是三七分成,但是学校有一个规定,如果这个专利半年之内转让不掉都归教授,于是把这个专利带到中国开办企业,他强调专利的流动性。美国硅谷鼓励大学教授到硅谷办企业,办企业赚钱再回来当教授也可以,可以不以过多的要求你的论文,而是要求你能不能在硅谷真正兴办起企业,你的研究生在硅谷能不能成功,它的评价教师方面的价值理念和我们有很大不同。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在我们国家教育界争论的一塌糊涂,教授怎么可以不上课呢。
抓重点投资,解体制之困。国有资本怎么办?国有资本应该进入到早期的项目当中,因为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国有资本的支持。在产业进入高速成长期,并且获得足够的民间资本进入的时候,国有资本可以退出,当然也可以不退。长期持有,高抛低吸,平衡产业周期,延续产业生命,维护国家利益。台湾的某企业支持了从工研院孵化出来的台积电等,当时没有人愿意买他的股票,中华开发支持,中华开发前总经理跟我讲,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PE,也不是一个VC,为什么?VC一般7-10年,PE也是这个时间。而我们是30年,50年的持有,代表政府。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一个大产业的形成需要有长期的战略资本介入,所以,中华开发在台积电股票跌得很厉害的时候去托盘,而台积电股票很好的时候他抛掉一部分,始终调节这个产业,通过产业资本的介入调节产业的发展,因此才有今天台积电100亿的销售额和30%的利润,使得台湾在半导体这一级站在了世界的前列。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的国有资本应该在战略上发挥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倒逼国有资本做出重大改变。第一、改变理念。第二、改变评价方式。第三、改变决策模式。第四、改变动力机制。团队要持股,经营团队一定要持股,多元投资,资产证券化。上海的资产证券化极低,如果能够达到80%的资产证券化,交给市场管,国资才有希望。抓立法,造海量企业。
通过希望政府的支持,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美国政府在7800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当中有600亿美金支持小企业,1%的违约率政府拿出来补贴,当然中国的违约率可能高一点,大概5%左右。浦东和上海银行合作,浦东政府拿出3.5%左上海银行拿2.5%左加起来6%覆盖违约的可能性,这样在银监会、银行和政府之间总要有人先走出一步。现在政府先走一步是对的,用财政的杠杆解决一个担保的问题,违约率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效率的。同时,通过立法降低企业的税负,我们的建议是五年内对新兴产业企业通过财政奖励返还全部地方税,包括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通过立法鼓励科技人员 跨区域的流动,通过立法解放国有企业,加大证券化的比例,股权多元化的比例和职业经理人的比例,推动国资大规模的进入新兴行业。
抓领军人物,造航空母舰。上海不缺人才,但是缺伯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一批领军人物,他们不一定是技术人员的背景,但是一定要懂技术、懂管理、懂政治、懂得和客户的沟通,懂得和资本市场的沟通,懂得在公司内部进行持续的团队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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