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东北亚危机呼唤制度化安排

2010年12月03日 16:47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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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的东北亚安全“乱局”，不利于“冷战”结束后本地区形成的商业利益向战略互信的自然传导

杨伯江

2010年，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可谓风高浪急。先是3月发生韩国“天安号”事件，美韩指是朝鲜所为，半岛形势骤然紧张。7月，继美国主导“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后，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拉开序幕。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船，中日海洋之争突显。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宣示主权，日俄关系陷入冰点。

东北亚地区风波不断，美国“重返亚洲”是背景。台海局势缓和、中日韩合作深化、中国影响力上升，促使美国民主党政府反思小布什“忽视亚洲”的教训，高调推进“靠前外交”，为地区局势注入了新变量。美国需要在本地区寻得发力点，通过操控危机“以亚制亚”、维持美国治下的东亚安全秩序。

“天安号”事件就给了美国一个拉紧同盟、彰显存在感的机会。事件后，美韩频繁联合军演，首次举行外交、防务“2+2”会议，第42次安保咨询会议决定设置“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落实美国对韩提供核保护伞、常规打击能力等承诺，韩国则表示将积极考虑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同时，美军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间从2012年推迟至2015 年。

“天安号”掀起的蝴蝶效应也波及到日本。“朝鲜威胁论”再度升温，民主党政府对美要求平等、自主的政治意愿，被安全危机的升级对冲，围绕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美日分歧、中央政府与冲绳地方的争吵退居次要。要求美军基地迁往冲绳县外乃至日本国外，是民主党对美国主导东亚安全秩序及其军事前沿部署的一次挑战，而“天安号”事件使鸠山内阁面对美国和国内保守势力的双重压力，黯然下台。接班的菅直人政权重走亲美老路，按日美2005年原有的协定处理基地问题，同时调整安全判断，决定采购美国“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的强化，必然伴随着美日韩三边“共助”体制的强化。7月底，日本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加入美韩黄海军演。由于历史的因素，日韩要结成正式的同盟关系几无可能，但三方在安全上一系列的频密动作，无疑是朝着美日韩“无条约式同盟”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美国收紧在东北亚的同盟网络，直接影响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外交姿态，对区内合作构成冲击。8月“日韩合并”百周年之际，菅直人在谈话中特意强调日韩之间是“在核裁军、气候变动及贫困、构筑世界和平等地球规模的课题上，为幅员广阔的地区与世界和平及繁荣，建立起合作并发挥领导作用的伙伴关系”，“是共有民主主义及自由、市场经济这些价值观的最为重要的紧密邻国”。其腔调如同自民党政权时期的安倍、麻生再现，使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政治氛围荡然无存。

“联盟政治”重现？

在美国因素作用下，大国的战略关注纷纷投向东北亚，抢点造势，导致对抗加剧。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船，首次以“国内司法程序”处理，引发外交风波。在对华“呛声”、显示日本有能力支持美国维护其亚洲领导地位的同时，日本朝野强硬派加紧推动安全防务政策的自我松绑。近日出笼的民主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文件，建议新防卫计划大纲将防止对日本有限侵略的“基础防卫力量”概念，修改为机动应对各种威胁的“动态威慑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把西南方向作为加强军备的重点。

在地区北部，在美国主导“环太平洋”军演的同时，俄罗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展开了自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东方-2010”。国际间有评论认为，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使俄军事战略南移，有利于俄军重返亚洲，其西太平洋出口不必在破冰船的帮助下就能出海”。恰逢此时，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金兰湾将重新向外国军舰开放。此间的关联性令人遐想。

9月，“二战”结束65周年之际，中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两国核坚决谴责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图谋”。10月，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中朝两国予以隆重纪念。

一时间，东北亚国家关系呈现出新态势。一面是中美大幅波动、中日强烈震荡、日俄再度交恶、朝韩激烈对抗，另一面是美日韩拉紧同盟之网，而中俄朝似乎也在相互靠拢。中日强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表明了美日安全条约涵盖钓鱼岛的立场，两国进而决定就中国问题加强军事、情报和经济协调，12月还将专门就日本的离岛安全举行联合军演。国际媒体惊呼，中俄朝对阵美日韩的“两大阵营隐约形成”，东北亚地区“冷战”时期的“南三角、北三角对峙”格局正在重现。

特别令人忧心的是，相关国家国内政治与地区安全危机相互联动，使局势更加错综复杂。梅德韦杰夫登岛有国内政治的背景，而在“天安号”事件后续处理中，韩国执政党的国内政治考量也显而易见。在日本，地区安全危机相外交问题成了个别政治人物和党派借以操弄以谋私利的素材。2012年将是东北亚各国国内选举的集中年份，而从2011年开始就将进入“政治季节”。仅从这一角度看，东北亚安全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应对之策

东北亚地区“冷战”时期形成的安全结构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也确实存在着“融合”与“分裂”两股势力的较量，各国之间战略互信极度缺乏。

东北亚当然不会回到冷战时代。用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话说，这里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没有条约的经济共同体”。中国从去年起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贸易额今年内将超过韩美、韩日贸易额的总和，经济高度依存、利益深度捆绑已经让各国难分彼此。但问题是，在东北亚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矛盾交织的地区，商业利益向战略互信的“自然传导”注定是一个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会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代价。如何依靠政治的力量，加快地区安全的制度性安排，以维护和平、实现和谐，是当务之急。这一点，在这次地区安全危机中已得到充分说明。

首先，应尽快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从2003年到2007年，六方会谈共举行了六轮，2009年4月14号朝鲜宣布退出之后一直中断至今。国外研究界对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弃核的效果时有异议，但是，会谈即使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它至少可以管理问题、控制局势。无论是“天安号”事件还是绑架问题，都不应该成为阻碍复谈的借口。

从长远看，有必要将六方会谈工作小组会议常态化、机制化，从中形成关于地区安全问题的对话与磋商平台。以制度性力量保障地区和平与安全，将区内各国间的分歧与争端纳入到这一平台上来解决，在机制框架之内协商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和规范。这一平台保障各国平等对话的权利，各方合理的安全关切都能得到照顾。试想一下，如果已经存在这样一个多边对话平台，“天安号”事件或许会有一个更好的后续处理。

其次，在推动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尝试安全合作可以先易后难，由浅入深。东北亚地区存在大量跨国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生产走私毒品、恐怖主义、非法移民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水资源匮乏、酸雨污染面积扩大、农耕森林面积减少、粮食短缺、人口膨胀等等。这类问题大量存在，只是为更突出的传统安全问题所掩盖。解决这些问题是各国共同利益之所在，同时也要依靠有关国家协同行动，综合治理，方能见效。从地区安全机制构建角度看，它可望为各方提供一个更容易跨越的“低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