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美战略关系新定位
近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棘手的外交、经济和商业争端展开对话,为金融危机以来充满波折的双边关系打开了新的篇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崛起和中美经济再平衡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全年GDP增幅10.3%,其中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2%,这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初见成效,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缓解贸易不平衡也将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围绕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本报本期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做深入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81期。(周慧兰)
本报评论员周慧兰曹理达北京报道
中美关系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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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各自都面临发展瓶颈。
《21世纪》:本周,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之间最高规格的会晤,您如何看待此次会晤的背景及意义?
金灿荣:中美之间是很复杂的战略关系,共同利益很多,摩擦点也很多,所以才需要有一个双方都接受的恰当定位。五年半以前,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利益攸关方”;经过了五年多的发展,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重新定位。在这个时点,胡主席访美是正当其时的,有助于中美双方往积极的方向去寻找战略定位。
黄益平:次贷危机爆发后,中美经济关系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有两个敏感方面:
一方面,中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双方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最近有调查显示,4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种认知会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中国也有一些人过分自信,觉得快要赶超美国了,这种态度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发展方向迷茫。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通过政府全力支持经济,其中存在国进民退等问题,美国对此也感到担忧。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都面临发展瓶颈,双方领导人的会晤交流非常重要。
汇率、贸易和中美新均衡
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要更多地着眼于制造双赢的机会。
《21世纪》:汇率问题一直是中美分歧的焦点,此次会晤奥巴马提出,中国的市场导向型汇率体系必须加速进程。您对此如何评价?
金灿荣:中国强调要逐渐在汇率问题上走向市场化,这和美国所提出的方向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中国在调整结构和汇率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代价,过快升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外贸出口收缩、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等。所以,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有升值趋势,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具有共性,但短期而言,中国需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有节奏地来走,不能因为美国的压力做仓促调整。
黄益平:去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4.72%,换算成全年,这样的升值幅度是比较显著的。美国方面更关注的是外贸顺差,顺差不解决,来自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不会消除。
站在美国角度看,如果只是人民币升值,中国减少出口和就业,并不意味着美国减少进口、增加就业。但美国希望改善自己的出口,就需要美元贬值,人民币不升值,美元就贬不下去。
我们批评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美国经济的再平衡确实很困难。这需要提高储蓄率,有两条路径:一是提高居民的储蓄率,这方面政府的动作已不能再多,因为他们仍希望消费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减少财政赤字,但现在美国经济一直起不来,失业率高企,货币政策就不可能紧缩,削减财政赤字也不可行。依照这样的逻辑,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使其它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同时升值,为美元相对贬值创造条件,帮助美国出口,让美国经济动起来,逐步实现再平衡。如美国希望单靠人民币升值解决自己的失衡问题,显然是异想天开。
《21世纪》:汇率分歧的背后反映的是中美双方的贸易失衡,您认为未来解决中美贸易分歧的主要机制是什么?
黄益平:我们的贸易失衡肯定要调整,去年全年的贸易顺差约在1800亿-2000亿美元,和2009年相比会有所下降,但下降的月份主要集中在年初,下半年顺差反弹非常厉害。短期来看,今年贸易顺差压力还很大,尤其是如果今年美国经济表现较好,我们的出口就不会差,若进口赶不上出口增长,顺差还将扩大。
中美贸易分歧不是零和博弈。全球如何实现经济再平衡?可以通过减少我们的出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进口。如果我们大量增加进口,美国同时消除一些现行的出口限制,就会有双赢的结果。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国老百姓购买力增强,大量进口产品既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压低国内的通胀;对美国来说,可以帮助奥巴马总统实现出口倍增计划。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要更多地着眼于制造双赢的机会。
金灿荣:2010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代表着中国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对外贸的定位回归正常。但美国内部应对危机不太成功,使其结构调整不是很顺利,这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原来美国对中国的指责较多;现在双方的谈判地位趋于平等。
中国力量上升之后,美国在心理上出现了某种弱势,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即新老问题并存。老问题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新问题如中国加大对美投资,但美国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的投资,再如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实施了定量宽松政策,这对中国在美资产的保值也是一大挑战,再就是经济再平衡问题,这些都需要双方积极的协调。
互利共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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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在战略、主观上应采取韬光养晦的态度,但在战术和客观行动层面,应更强调积极地有所作为。
《21世纪》:此次中美签署联合声明,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伙伴关系,您认为未来促进两国经济合作的机制是什么?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如何考虑自己的战略定位?
黄益平:要尽量降低政治和非理性名义对经济政策的干扰,如不能让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较好的途经是双方协商讨论,理性地制定短期和长期目标,使双方都有一些转圜的余地;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促进投资和贸易方面,增强教育、文化交流,增进经济合作;中国这几年对外投资增长非常快,很多美国企业也有意愿合作,但现在有一些困难,需要政府创造条件。
中美经贸关系领域,汇率问题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将是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议题。美方和中方合作的主要力量是美国企业界,但最近一两年,美企业界对中美合作的支持度下降。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和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外资企业非常重要,其完善不仅是为了支持外部投资,更重要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跃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创新能力枯竭,而支持创新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以,中国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型,必须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我们在发展关键期里的必经之路。
金灿荣:中国的崛起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以中国GDP超过日本为例,没有金融危机可能会晚一些,但这个结果毕竟发生了,中国恢复得比任何国家都快,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预期,这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周边引起一些分歧。对此,我们需要从自身寻找原因,一方面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加强与外界沟通,将发展成果与周边国家分享。
未来中国在战略、主观上应采取韬光养晦的态度,但在战术和客观行动层面,应更强调积极地有所作为。战略上韬光养晦,是指我们要强调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战术上有所作为,是指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走出国家的边界,这是一个新的现实。
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可能比过去十年困难一些。过去十年困美国国家政策的重点是反恐,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也积极配合,大家有战略合作的基础;未来十年,随着反恐问题的淡化,中美合作的基础逐渐削弱,相反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紧张,问题也会更加突出一些。
长期而言,我对中美关系还是乐观的,因为它的性质和以前的美苏关系不同,它不是战略对抗性的,中美在战略上是非敌非友的关系。首先,双方都同意避免冲突;其次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开;最后,虽然反恐问题不是那么突出,但全球性议题会越来越多,包括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打击海盗、公共卫生、世界经济平衡、国际金融体系,也包括SARS、甲流等,这些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合作解决。目前中美双方的沟通机制还不错,所以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一方面未来中美关系的问题会比以前更多更严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信心,中美关系总体还是可控的。
相关专题:聚焦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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