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委员：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的事交给文化人做

2011年03月11日 09:42
来源：南方日报作者：陈祥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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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续抛出一系列犀利而中肯的言论之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红人，最受瞩目的文化界代言人。以至在昨天的政协委员谈文化建设记者会上，几乎所有的记者提问都瞄准他。他忍不住说：发布会不是我的专场！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对冯骥才进行了专访，他对文化发展的种种问题和对策侃侃而谈，并对广东“文化强省”建设提出建议。

文化产业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使文化的产业超越界限，把不能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化。

在很多地方因为产业化，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就往市场推，认为推了就是保护，推了就是发展。

我们不是文化舞台下的观众，只是看热闹；我们要像医生一样，永远盯着文化的病灶。

《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还有一点启示，就是政府在给予政策支持的同时，把文化的事情交给文化人，找最专业的人来做。

———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

文化不能完全“产业化”

南方日报：我们注意到，在“两会”期间，“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是你发言中频率最高的几个词。对于这个方面，你最大的感触和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十年以前，知识界提了一个口号叫“文化自觉”，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现在国家的文化自觉有了。比如说，我特别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去年总理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今年总理说“文化影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更深刻更久远”。总理的话，我认为讲到了文化的本质。我认为国家有文化自觉很重要，但是光有国家的文化自觉还不行，国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最后要渐渐转化为全民的文化自觉，国家的文化才有希望。

南方日报：怎么由国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渐渐转化为全民的文化自觉？

冯骥才：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要认清“文化”和“文化产业”不是一回事。文化产业需要打造，但是文化不能打造。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比如唐诗你能打造吗？爱情你能打造吗？精神性的东西怎么能打造呢？你比如说李白的《静夜思》，就20个字，写得很朴素，但已经进入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了。夜晚没有灯光，在异地的你看到月光，马上就想起他这首诗来，它唤起了我们对故土、故乡的一种情怀。文化是日积月累的，是一润物细无声”的东你使一个人有钱是容易的，但是使一个人有气质是困难的。它是慢慢出来的，因为它是精神层面的！

南方日报：所以你提出，“文化产业化”是一个贬义词。

冯骥才：我一直强调，“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虽然只差一个字，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文化产业是二十世纪从美国开始兴起的一个新型的经营性和服务性的行业。有些东西它可以变成文化产业，有的东西它永远不可能被产业化，也不能够进入产业。“文化产业”是名词，现在把这个名词变成了动词。产业化”是把所有的文化都推向市场，好像文化只有能够进入市场，能赚钱，才有用，才繁荣，如果不能赚钱，就没有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而且对文化有很大很大的伤害。比如陕西皮影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是一些地方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机器压制，这就使得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文明，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文化遗产实际上变质了。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陈祥蕉

实习生　张爱存　摄影　卢慧明

《喜羊羊与灰太狼》很有原创性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习惯把“文化”分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可能大众文化跟产业的联系更紧密一些。

冯骥才：对，大众文化的某些部分是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可以进入市场的。但进入市场的不见得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有一个概念，是用工业生产的方式面对大众消费对象。比如说动漫，它是用现代科技制作的，还有图书，这才是文化产业，现代文化产业。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被解释得很幼稚，好像能卖钱就是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文化产业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使文化的产业超越界限，把不能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化，一旦产业化了就必须按照商业规律来操作，必须追求商业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会伤害文化的追求。

南方日报：那么怎么界定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产业？

冯骥才：文化产业，第一，它应该是大规模生产的，必须符合现代化产业的特点。第二，它的主题，内容应该具有很强的原创性。第三，它的市场应该良性地、开拓性地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我们的产品要非常符合大众的需求。

南方日报：说到动漫，广东出品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你觉得在市场上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冯骥才：《喜羊羊与灰太狼》我觉得很不错，很有原创性。另外，我觉得它也符合市场的需求。对于这种大众需求的东西，你总得给一个他没见过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还有一点启示，就是政府在给予政策支持的同时，把文化的事情交给文化人，找最专业的人来做。只有他们才知道哪个东西是精华、是有创意的，哪个东西是一般的、平庸的。

让人文知识分子参与更多领域

南方日报：说到把文化的事情交给文化人来做，之前你也提到过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你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如何发挥他们的能量？

冯骥才：人文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的建设中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冲破文化大革命时的思想禁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社会的巨大转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当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弱下来了。我觉得更多的领域应该让人文知识分子来参与。如果他们的声音够强，可能就不会出现“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人文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的真正繁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依靠我们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南方日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专家研讨会、专家论证会。

冯骥才：有些地方有时候请专家论证，实际就是走专家的过场，不是真正听专家的意见。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后面并没有专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过去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学术的对象。现在进入了学术领域，把它作为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文化学的、历史学的、美术学的等等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没有专门的专家。一旦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在很多地方因为产业化，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就往市场推，认为推了就是保护，推了就是发展。

要保留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南方日报：前段时间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什么重要意义？

冯骥才：《非遗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更加充分和鲜明。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也将有助于提高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非遗法》我们知识界呼吁了很多年，有点姗姗来迟，但是有比没有好。

文化遗产的终极保护是全民保护，只有人民觉醒了，开始热爱自己的文化了，那些最原始、最自然、最具有原生状态的文化基因，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起来，传承下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主要依赖口传心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分钟都在消失，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已基本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文化保护体系。接下来，专家学者必须思考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不是文化舞台下的观众，只是看热闹；我们要像医生一样，永远盯着文化的病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责任。

南方日报：目前让你担忧的“病灶”主要有哪些？

冯骥才：传统的手工文明变成了现代的、工业的机器文明。文明一改变，文化的本质又发生了变化。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华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如果文化的内涵没有了，实际文化的地域性没了，成了一个商品的、包装性的东西，这将是文化的最大损失。

文化的责任是使人们精神幸福

南方日报：这次“两会”，大家都很关注“幸福感”的话题，对于你来说，你从哪些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冯骥才：人的幸福是立体的、多方面的，有物质的幸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生活比较困难，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我们享受了越来越多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神，我们国家现在富起来了，而且是迅速地富起来了，我们有信心越来越富，但是富到哪儿去是一个大问题。

文化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使人们精神幸福。所谓文化最终还是享受社会文明，文明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心灵的东西。还要享受非常好的艺术作品，有创新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