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国民经济新生态

2011年03月11日 23:46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王永强，李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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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起点

卷首语

在经过30年的经济建设和财富积累之后，中国突然发现自己以一个矛盾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她拥有最现代化的城市群落，也拥有闭塞原始的村寨；她的人民挤满了全世界的奢侈品店，也为家里没有一口水窖而痛苦不堪；她的GDP保持着骄人的增长速度，工人却在相对落后的用工制度与工作环境下劳作——如何让30年积累起来的各种硬实力、软实力切实转化为国家转型的力量？中国又一次站在起跑线上。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十二五”期间中国将主动调低GDP更关注“幸福指数”，从关注菜篮子，解决“蜗局”到增加就业，从提高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到实现“有福利的增长”……在各地“十二五”布局中，共同的主题和表述频繁出现——追求科学发展，让3幸福指变得更加实在，释放出中国前行的新“信号”

嘉宾：

陈耀：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结构调整已被确定为“十二五”的工作重心，内容涵盖投资、需求、进出口、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收入分配等方方面面。3月7日至9日，《中国经营报》邀请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畅谈对“十二五”结构调整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将是一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变革。

结构调整将走向纵深

主持人：“十二五”以“调结构”为主攻方向，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陈耀：从内容上讲结构调整包括四大方面。第一是“三驾马车”投资、需求、进出口的结构调整，过去强调投资，对消费重视不够，强调出口，对内需重视不够，“十二五”要把这个调整好，核心是把内需提上来，把消费拉上去；第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我们三产比重只有40%出头，发达国家都在60%以上，我们与国际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要提高三产的比重；第三是在传统产业内部处理好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十二五”已明确要依靠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其中的重点，我们要着眼在未来5～10年占领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第四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现在我们经济活动总量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较少，地区间差距较大，要按照国家批准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

倪鹏飞：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包括：过渡依赖投资和外贸，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三产发展相对不足；一、二产业内部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低消耗以及低污染的产业相对不足；工资性收入过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区域和城乡间的差距大，空间布局和配置不太合理等。“十二五”的结构调整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李国平：我觉得重点是产业结构调整。现在一、二产业份额较高，今后要提高三产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同时还要调整产业内部的结构，要向高端化发展，譬如制造业要向现代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另外，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的调整，还要改变目前的劳动力和资源密集的产业发展现状，朝着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

主持人：推进产业升级与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存在矛盾？

陈耀：肯定有，之所以认为有矛盾，是因为高技术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比较少。解决的办法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向劳动力富余的地方转移，就是“移业就民”，过去传统的方式是“移民就业”，这样可以避免矛盾的出现，提高产业布局与劳动力分布的匹配性。未来东部地区将发展技术含量高、用工数量少的产业，一部分传统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环节，可以向中西部转移，使我们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再延续10到20年。

倪鹏飞：说没有一点矛盾不现实。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做高端产业，二是现有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这会影响企业用工数量，三是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向低消耗、低污染的产业升级，这不涉及劳动密集程度问题。总体来说结构调整是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基础上的调整和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绝对规模还将扩大，但比例会下降。

李国平：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阶段性产物，现在，我们不能再依靠这种低端的发展方式，产业升级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方向转变，减少对劳动力和资源的过度依赖。

主持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李国平：产业升级是有规律的，一开始发展制造业，逐渐服务业跟上，到了一定阶段才是服务业主导，我们现在处于过渡的阶段。以前国民对于第三产业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不足，现在我们正在提升国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需，这将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倪鹏飞：需求、供给和制度缺陷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需求不足是因为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另外，第三产业在准入上还有一些限制，市场竞争也不充分，一些领域甚至存在垄断。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刺激消费、扩大供给、打破垄断、放开限制，从政策层面尤其在税费方面公平对待甚至倾向于第三产业。

陈耀：未来10年，特别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会有大的提升，我认为要达到55%甚至更高，沿海一些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将来都要超过70%。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水平低，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比重低，目前我们有40%的人口在第一产业，未来他们要转向二三产业，这个转变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

主持人：“调结构”要提高第三产业比例，如何防范虚拟经济形成的泡沫呢？

倪鹏飞：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保持一定的“度”，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陈耀：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为什么比重比较高？一个关键因素大家忽略了，虚拟经济竞争力很强的国家，都是面向全球提供服务，而我们一些城市面向的是当地市场，比如很多金融服务都局限在本地，不能拓展到其他地方，这既有体制的障碍，也有面对市场能力不足的问题。另外，房地产、金融服证券领域的相关服务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甚至有一些泡沫，要进行有效调控。

地方政府大有可为之处

主持人：在“调结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怎样调整本地区产业结构？

李国平：首先要对所在地区有一个客观的判断，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要考虑国家的产业分工问题，都想做高端，低端产业就没人做了；然后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环境生态和市场需求进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结构调整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另外，发展什么产业要看条件是否允许，譬如说发展新兴产业，地方政府就需要有很强的资源凝聚能力，不然在区域竞争中是没有优势的。

陈耀：各个地方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结构调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也是有差异的。譬如中西部地区，像经济总量一直较低的贵州，“十二五”期间首先还是要加快推进工业化，在发展中优化结构，只有经济上有了一定规模才能谈到结构调整；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则要在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上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们的一些做法将对其他地区起到示范作用。沿海地区不能抱着传统产业不放，低端产业该调整的调整，该转移的转移，不要怕影响GDP、经济增速以及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要下定决心。

倪鹏飞：还是要让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从财政政策、公共服务、配套环境等入手，引导相对高端的产业进入，同时激励既有的项目更高端的产业环节升级。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譬如说公共服务方面的教育培训、科技平台的建设、种子基金的建立和引导、市场信息的提供等。

主持人：“调结构”怎样才能落到实处，取得进展？

倪鹏飞：关键是机制建设。首先需要确立全国的机制和地方的机制，甚至各个产业的机制，发展高端产业是有成本和风险的，政府要建立风险分摊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要通过政策的引导使企业有动力进行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等，调整的奖励，不调整的惩罚，现在的惩罚机制很不到位，譬如排污，排污的企业没有承担足够的成本压力，惩罚力度远远不够。另外，要建立充分的竞争机制，一方面让高端产业因技术领先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要打破一些行业和产业的垄断，降低低端产业利润。

李国平：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政策引导的作用，包括产业布局、投资、环境、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制定政策还要注意鼓励和限制并用。首先要对地方产业结构进行布局；其次要发展某个产业就要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为促进产业的落地还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公共服务的支撑，没有良好的环境，企业和企业需要的人才是不会进来的。

主持人：现在的趋势是地方和企业更在意“增量”，忽视“存量”，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

陈耀：过去主张以增量促存量调整，原因是存量调整起来比较难，涉及很多利益问题，比如沿海产业转移，就涉及就业问题和财政收入问题，如果调整力度大，地方就业压力就会增大，财政收入也会减少。但如果存量不调整，或者调整得慢，就会落入依靠大量投资促进发展的传统模式，因此存量和增量的调整也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沿海来说重点应该以存量调整为主、增量为辅，内地反倒应该以增量为主，因为它的存量比较小，所以要加大投资，特别要与其他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培育新兴产业，这样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倪鹏飞：我认为存量和增量应该并重，我们应该通过政策让企业在权衡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感到存量改造和增量同样重要。例如新兴产业出台了优惠政策，大家都想进入，事实上传统行业也存在技术升级的需求，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我认为凡是涉及技术含量提升、能耗降低、污染减少的升级和改造，都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主持人：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房地产和土地拍卖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巨额债务，如果过于抑制房地产，各地如何消化这些债务？

倪鹏飞：目前融资平台的风险应该还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土地收入一直是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收入来源，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经过调控处于合理水平上，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地方适度的融资是有保证的。不过，我们需要保持它们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陈耀：正是投资驱动的传统发展方式导致了地方债务的居高不下，现在确实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抑制房地产过快过热发展，就会增加地方债务风险。对这个问题，我们立足长远，地方债务的解决不能依靠推高地价和房价。当然，在房地产调控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考虑地方债务的问题，房地产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应该遵循有利、有节的原则，让这个行业实现平稳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