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从何而来

2011年03月18日 23:11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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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斐斐

当我在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去往日本之时，想象当中的东京秩序应该是混乱的，物资严重缺乏，民众情绪波动，随时可能发生次生灾害。

当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后，我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由于负责东京铁道运输的主要承运方——东京电力宣布实施轮流的停电计划，交通成为了最大的问题。一段本来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却花费了七个多小时。

但这部分等待的时间让我开始见证与感受日本社会的秩序。由于所有的机场快线全部停运，到港的旅客只能通过机场大巴前往各地。成田机场每一个巴士车站前，都有5-6个志愿者帮助旅客提行李，旅客则持票在等候区内安静地等待。巴士出行的频率很高，基本上5分钟就要开一班，但是一切显得有条不紊，旅客情绪也非常稳定。

之后几天，在新宿、涩谷东京主要的几个商圈内采访，看到衣着光鲜的年轻人，相互打闹的情侣，挂着牌子请君入瓮的“饭托儿”，又或者辛勤招徕顾客的 “特殊工作者”，日本人面对灾难的镇静让人很难将其与地震、核泄漏等字眼相联系。虽然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焦虑或者情况不危险，但是很明显，每一个个体都在努力地维持着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

目前，日本民众、媒体与政府这三方力量在博弈之中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使得日本社会在大地震与核泄漏双重巨大的打击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身令人肃然起敬。

这种秩序并不抽象，相反在灾难面前显得愈发真实、生动与感人。卡车司机在失去亲人巨痛之后，为了不耽误救灾进度依然工作的坚守；在飘雪的重灾区，避难所内食物短缺但灾民仍未哄抢食物的自制；在石油等稀缺资源面前，本国人与外国人保证一样配额的平等；涩谷地铁站前街头艺人们仍然即兴献唱的乐观。

日本国民的素质是这种秩序的基石。在东京的地铁上，一位日本的老奶奶用粗糙的英语对我说，日本是一个多磨难的国度，国民面对灾难时心态已经相对稳定。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在目前的这场灾难面前，日本人服从与坚韧的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崇尚忍让、克制、团结、纪律的集体主义文化也使得人们内心多了一份寄托与平静。

高效自由的媒体是这种秩序的保证。无论在地震信息的预报传播还是新闻的解释方面，NHK(日本广播协会)的表现无疑是全球公共媒体当中的典范；而其他商业媒体的记者则更好地充当了 “看门人”的角色，他们又狠又准的问题不仅一扫亚洲记者温顺中庸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信息的透明传递与公众的知情权利。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5日东京电力经历了一场失控的发布会。东电公司的几位主管领导在早晨8点的发布会上集体鞠躬道歉，没想到却迎来记者的一顿咆哮痛批，“我们根本不在意你们的个人感受，快点说实话，安全壳到底有没有受损，不要想蒙混过关！”东电的几位负责人几度语塞达半分钟，接近崩溃的边缘，以至于NHK不得不切断直播。

当然，NHK直播在这场危机处理当中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15日当天，东京电力负责人与菅直人首相在上午两场记者招待会上一副悲痛无力的形象。之后两天着重播放核检测的视频可能会加剧人们对于核扩散的担忧。

不管怎样，通过自由、高效以及充分的媒体监管，民众对于这场危机有更全面的了解，政府、重点公司也更有处理问题的压力与动力，从而这种秩序能够得以长久的保持。

政府处理危机能力是保证秩序的关键。灾难以来，早期由于涉及政府可能瞒报或者晚报核电站泄漏的新闻，再加上消费税征收问题所发的争议，菅直人政府在民众当中的信任度出现了降低，菅直人视察东京电力公司时斥责负责人也有推卸责任之嫌，但中期的处理问题上，国际媒体还是给予了现任日本政府的肯定。

随着核泄漏危机的愈演愈烈，年轻的菅政府的执政能力再度受到考验。前有自卫队直升机由于辐射太高而放弃从空中投放海水；后有对于第三号反应堆的冷却收效甚微，美国已将核扩散的污染半径扩大到80公里，而非日本政府公布的30公里，媒体、政府与电力公司数据与言辞的混乱让民众不知所措，从目前来看，日本核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虽然东京等地暂时还没有即时危险，但是极大的不确定性成为恐慌战胜理智的最大威胁。

3月17日，涩谷的街头已经开始出现抗议菅政府抗核不力的集会，这当然有更复杂的政治背景。以目前东京的情况来看，似乎大部分日本民众还是信任政府与传媒的，但如果后期核危机形势继续恶化，这种脆弱的信任可能随时解体，而社会秩序的稳定可能遭到大幅破坏。

相对于东京街头的相对平静，发生在国内的多省份抢购食盐现象令人有些不解。这不禁让人思考是中国人太杞人忧天，还是日本人太乐天自信。

如果这场灾难发生在中国，国人会如何应对？中国人用汶川地震的团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但当面对核扩散的流言时表现得并不理智。这种恐慌情绪当然可以一言蔽之,谓曰“体制问题”。可是，涉及到个体的能力与素质的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