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品牌之源(3)

2011年08月03日 11:56
来源：法人作者：马丽丁幸王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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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香港怎么没有达芬奇事件

对于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不能简单地推给商家，政府在其中也必须发挥一定的作用，使得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应有的赔偿

文本刊记者马丽

达芬奇在香港亦有分店，然而在香港只有达芬奇家居，没有“达芬奇造假事件”。作为一个在制度更加规范、法治更加健全的地域久居的比较法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峰教授接受《法人》杂志专访，为我们解读为何在中国内地几十万的消费，并不比在香港几十块的消费更让人有安全感。

1香港只有达芬奇家居，没有达芬奇事件

看惯了内地质量安全事故，再次听闻“达芬奇事件”，林峰已经不会觉得这还是一个简单的必须要在法律上予以解决的事情。

“虽然也会愤怒这些违背道德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但是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逐渐发现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陆的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而使得这种现象能够不断地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频繁出现。这些现象在香港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像大陆这样接二连三地频发。” 林峰表示。

香港也有达芬奇家居分店，但林峰感觉香港达芬奇整体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香港媒体对内地的达芬奇家居涉嫌造假的报道，反映也比较一般。林峰告诉《法人》记者，香港整体上是一个非常讲究诚信的社会，商业文化也是一种诚信文化，香港市民对于商家和消费品质量整体上都非常信任，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市民到商场购物，一般不会首先想到该商品是不是假的，因为这个一般都不会发生的，而只会考虑价值、用途等方面是否合适自己。

根据自己对香港的了解，林峰认为在香港环境下，香港达芬奇家居不可能存在内地分店出现的伪造原产地等一些问题。

他指出，在诚信的成熟市场文化下，商家对于违背基本商业道德的事情想都不敢想，就如同怎么能去想象自己可以侥幸地逃离杀人的罪责，去杀人而获得一些金钱，其中的道理都是相通的。虽然商家在逻辑上可以这样去做，比如制造假产地的国际品牌家具等等，但是一旦发现就会彻底身败名裂，以后的生活将难以立足，甚至转行都困难，因为其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诚信。

林峰继续指出，在美国等发达法治国家都是如此。对于这种事情，如果出现了，老百姓也是一告一个赢，没有任何悬念，而且政府绝对会追查到底，媒体也会追问到底。所以可以想象，政府监督部门的官员对于这类事情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也不敢失职，比如腐败等等，否则夜长梦多，在民主法治社会中可以预见迟早要东窗事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内地只有监管部门，没有监管

达芬奇家居号称全亚洲顶尖家居奢侈品牌，中国内地富豪们对其趋之若鹜，但是据报道这样一个高端品牌在中国落地十三年一直没有“遭遇”执法部门的质量抽检。此番东窗事发，也是依赖媒体的揭露。

对此林峰表示，维持了那么长时间而没有检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目前的监管执法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这也无法完全排除人们对其中可能涉及的腐败等问题的怀疑。

“健全的法律制度对市场监管非常重要，比如香港对此有一个《货品销售条例》(Sale of Goods Ordinance)，在此条例之下，如果执法严格的话，怎么可能会发生达芬奇造假这类事件呢？很难！”林峰指出，在消费品市场，政府的每一个监管部门都必须担当起责任，不能有丝毫懈怠，否则会危及整个消费品市场的安全。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达芬奇家居涉嫌造假事件发生在香港，香港政府有关部门会怎样反应，香港居民又会如何维权？

林峰的答案是：政府部门绝对会追查到底，媒体也会追踪到底，直至把事情全部弄清楚，比如哪个部门失职了，哪个环节出错了。于此，任何领导都不敢干涉调查和社会的监督，因为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相反，有权责的政府部门还要对于自己所涉及的事务给市民一个交待。

而至于香港居民的维权，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因为香港有言论及新闻自由，这对于发挥居民进行社会监督的职能非常重要；二是通过向消费者委员会进行投诉，消费者委员会会立刻积极地进行调查；三是政府部门的调查监督，如果发现了违法产品，当然也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其实香港居民的这些途径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内地都有，但是林峰强调的是“在香港，这些途径都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四个字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香港商家不敢，甚至说不可能去造假。内地这些途径都有，但是有多少不是摆设？

3转型不是政府脱责的借口

内地各种社会问题丛生的现状与转型不无关系，有人将其归于转型过程中必然的阵痛，并列举亚洲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地区乃至欧美发达国家都经过这一道路，但这并不能成为政府一系列问题事件脱责的借口。

“转型是转型，问题是问题，不能以转型中问题来掩盖问题。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必须寻找问题的源头，并尽力解决，否则诸如此类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比如这些事件中的腐败问题，政府监管不力的问题，商业诚信的建构问题，等等。”林峰表示，“如果这些问题一直不解决，反而会形成一种腐败文化、商业不诚信文化，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都以转型作托词，最后是不是要建构一个腐败的、不诚信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不是！”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当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转型的时候，也面临今天中国内地面临的问题，但是与他们相比，中国当前经历的的阵痛似乎太严重了点。毒奶粉、毒馒头、地沟油、欧典地板……一个一个事件让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也开始让人们变得麻木，失去希望。

林峰指出，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推进，从而确保政府以及市场能够尽快地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层面，如果要让国民对政府充满信任，政府就必须着力解决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切实保障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比如对于达芬奇造假事件，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很大程度上虽然是由于商家的假产品造成的，但是政府对此也有不可忽略的责任，因为这些产品毕竟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走进市场的。所以，对于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不能简单地推给商家，政府在其中也必须发挥一定的作用，使得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应有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