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演铭：企业需要更多创新型智力劳动力

2011年09月16日 22:34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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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演铭在接受凤凰网财经独家对话时表示，目前实行的登记失业率有可能会掩盖一些真正的失业数据，但实行调查失业率虽然有其实际意义和可行性，但也不能完全弥补登记失业率的缺陷，而且还要考虑成本方面的问题。

另外朱演铭谈到，目前中国存在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个结构性问题，原来这个国家是一个全球的制造商，主要是以制造作为基础的，而在制造作为基础的过程当中，劳动力主要是在车间里的工人，劳动力并不是智力劳动力，并不是创新的智力劳动力。而大学生从大学读书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愿意到劳动车间去做非常低等的，以劳力作为基础的劳动力的这种劳动，这个断层在于结构性的调整没有做到位。

以下为全部文字实录：

凤凰网：就业难现在被频频提及，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是不是存在很严重的失业情况呢？

朱演铭(熙可集团(全球)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我觉得中国不是现在，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是有很大失业率的问题，这个失业率不是简单的，可以用数据来描述的，中国没有数据，不像美国。美国有很清晰的一套，去计算失业率的方法，中国是没有办法进行计算的，因为中国大部分的人在农村，70%的人在农村，你说农村的这些农民是有就业，还是没有就业的？如果把这批农民放在一起去进行计算的话，中国的失业率远远大于美国，远远大于发达的国家。

对于一个第二大的经济体来说，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差距有多大，这个数据今天我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但如果有经济学家去做一些测算的话，这个数据是很大的差距，所以从失业的角度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失业率。但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国家在不断的发展，通过城市化的发展，通过工业化的发展，把很多农民从土地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了，提升了很大的就业，失业率肯定是大大下降的，上千万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你想想看这个对中国整个的失业率，无形当中有很大的降低。

但是现在目前失业率还是很大，非常大，而且在金融危机的状态下，波动非常巨大，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现在目前各有各的说法，说我们要提高中国的薪资，不断的提高薪资，企业现在面临的是新的劳动法，这个劳动法实际对企业来说，我认为它的压力太大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可能会出现一种不协调。不协调就导致了企业会做一些事情，企业就会去减少它的招聘，企业会被迫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减少原来应该去雇佣员工的人数，来应付现在的目前的状态。

譬如说在上海，我们所投的所有企业，除了付一个员工的薪水以外，还要付百分之四十几很多的社会福利，包括还有收入税，这些收入税都是一家公司要承担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作为员工来讲，员工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员工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企业，但企业不可以在任何时候去解聘员工，这个在美国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在中国存在，这样就导致企业会变得，你逼迫企业变得更聪明。

企业也是一些雇佣去组成的，私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或者是外资企业，都是人组成的，人跟人在一起运作的时候，都是用思想和用聪明的财智去对目前外部的环境，这样可能会更多的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要去探讨，要去改变这个现状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一些政策上要三思而行，一方面要保护员工的利益，非常好的一整套的制度去保护员工的利益，同时也能保护企业，如果企业都没有了，哪里来就业，这当中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凤凰网：您回答的非常好，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登记失业率，有人提出来，登记失业率可能会掩盖一些真正的失业数据，有一种呼声是呼吁实行调查失业率，您认为如果一旦实行了调查失业率的话，是不是可以完全的弥补登记失业率的一些缺陷呢？

朱演铭：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太可行，都会产生数据的不真实，我刚才也说了，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的结构主要还是以农民，务农的人为多，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真正做到像美国，像欧洲或者像日本那样，大部分人是居住在城市的，中国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农村。中国在以后的15年，差不多还会有2亿到3亿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当这一步没有做完的时候，我们去讨论去认定失业率，不管是登记失业率也好，或者是你刚才说的什么？

凤凰网：调查。

朱演铭：调查失业率也好，我觉得出来的数据都不会真实，如果这个数据都不会真实的话，整个争论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现在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能把它区域性的变化，比如把农民农村这一块剥离掉，然后来看成是的失业率，这个是可以用调查失业率的方式去做的，调查失业率可能比登记失业率要来得更标准一点，但是这里面产生很多成本。

调查失业率去调整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成本，就跟人口普查一样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的一个意见就是，时间实际并没有到，真正去了解全中国的失业率，可能时间并没有到，每一年中国很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美国人一天到晚在说我们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9%、10%、9%左右，中国你听到吗，很少听到的，你在中国很少听到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为什么？没有办法统计。

凤凰网：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中国刚才您也提到了，农村有很多的人口，一方面有“用工荒”这个问题，还有一方面在城市里很多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些高端的人才，他们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解决的话，您有什么解决之道吗，您有什么建议？

朱演铭：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制造业发展到今天，包括制造业在不断的转移，向内陆地区转移，从我们的沿海地区，所有的制造业都在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因为人工成本在沿海地区不断上升，制造业没有办法在沿海地区生存下去。

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做了一个很大的举措，10年前，就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把很多制造业，吸引到了中部地区去，当吸引过去以后，带着把沿海地区许许多多的劳力，吸引到了中部地区去沿海地区就突然间出现了，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不断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后，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他的固有思想还是用以前薪资的水平，希望招聘到他雇佣的员工，这是很困难的，企业必须要与时俱进，企业与时俱进要增加他的制造成本，增加他的制造成本，他也在市场上没有了竞争力，这就变成一个矛盾体，才会有“用工荒”

用工中国怎么会荒呢？你想想看“用工荒”是因为，企业主希望是由原来的工资，或者说6位高息的工资去雇佣员工，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主现在有本事，他的产品制造成本的结构上，他有本事去雇佣一个员工，是以前3倍、4倍薪水的话，原来薪水是2千块钱，我用1万块钱去雇佣一个工人的话，中国哪有可能出现“用工荒”是是没有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中国如何下一步能够从原来劳工密集型的企业，要往科技去发展，当往科技去发展的时候，我用的劳动力的量就在不断的下降，我要提升我的劳动力水平和素质，这个员工的水平和素质，然后才能够解决目前所碰到的“用工荒”的问题。

另外刚才说到一些大学生，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原来这个国家是一个全球的制造商，主要是以制造作为基础的，而在制造作为基础的过程当中，劳动力主要是在车间里的工人，劳动力并不是智力劳动力，并不是创新的智力劳动力。而大学生从大学读书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愿意到劳动车间去做非常低等的，以劳力作为基础的劳动力的这种劳动，这个断层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断层是在于结构性的调整没有做到位。

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结构性没有做到位的情况下，而人才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前面，也就是有一种不平衡，需要再平衡，需要把这个现象再平衡，怎么平衡？就是中国要加大力度做科技研发，教育本身走在前了，或者教育本身又脱离了市场的需求，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发改委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教育上走得太远了，我们有太多的大学生出来，但是他找不到工作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以科技知识性作为基础的一些企业，它的量太少了，研发企业太少了，所以雇佣大学生就少了，企业本身没有这样的需求，还在原来的竞争状态，作为全球制造商的制造业上面发展，当然就会出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目前出现两个极端的问题，主要是结构的问题。中国要加大发展研发，加大发展经济增长的转型，从原来的投资和依赖于劳动力，要转向以科技作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增长，这样才能尽快去解决目前碰到的困难。

凤凰网：本届达沃斯主要的议题有，问诊全球经济和把脉经济增长，温家宝总理也提到了，增长质量的问题，关于增长质量，企业或者国家经济方面，您最后有一些什么感想吗？或者有一些评价，或者说是对达沃斯的一些展望，您都可以发表一下？

朱演铭：我觉得昨天听温总理的讲话，给我的感触还是非常深的，现在听下来，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第一次不断的去注重科技、注重教育、注重研发，这个国家要从一个大国，要变成一个强国，而不仅仅是个大国。这个大国同时是一个强国，一个国家要从一个大国变成强国的话，那就要注重教育，要注重科技，要注重发展过程当中，发展的模式要改变。这个发展模式的改变，是现在目前从量到质变化非常关键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定位和定调，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这个企业，之前就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听到了温总理是从全国的层面，这么大的宏观层面去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希望的，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跟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差距很大的。美国借了中国很多钱，但是美国还是最富有的，美国的人民可能是比中国的人民更幸福。

借钱的人一定是，现在借钱借得多的人，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多是以科技作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国家，他的人民更幸福，我们的人民还远远还不如他，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我觉得很重要，包括总理昨天也谈到了，有关我们在环保上，有关在绿色上，这个国家在以后的这种平衡再平衡，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