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大会3讨论与对话文字实录
凤凰网财经讯 2011年11月9日,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主题为“全球金融新框架:变革与影响”,凤凰网财经全程参与直播。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题:全体大会3: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
赵海英:我想今天应该说会议时间很长了,早上九点一直到现在,大家很累了,第三项议嘉宾演讲者非常强大。在我们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通知,最新消息明天第七场议程,郭主席会来做主审演讲,请大家踊跃参加。
现在开始第三项议程,各位嘉宾、各位女士们、朋友们、先生们,很荣幸接受IFF的邀请参加这次盛会,同时主持第三项议程,我们的主题是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主旨演讲,一部分是讨论对话。现在讨论这个主题时间把握特别好,经过很多年的改革,我们的金融行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我们的金融机构竞争力大幅度强,第二个,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深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也更加开放了。第三个,由于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提供了特别的机会。由于这三个原因,现在讨论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问题,非常恰在此时。如果想要看清楚未来,中国的国际化到底怎么走,我们要回想一下过去。很简短我个人得经历讲一下。
我记得我是1986年出国留学带着20美元出去,身上没有其他的钱了,很多出国留学的朋友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外汇贫乏,当时很多留学生出去的时候,他们箱子里带的,不像现在除了带钱不用其他的了,我们有带牙膏、被子的,我当时在北边读书,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一条高速公路,当然到了美国看到星罗棋布的高速公路,阵容非常强大。但是中国的变化非常之大,是前无古人的。我后来回国之后,有幸在中国工商银行任董事,以它为例,整个中国的金融机构发生了巨便,中国工商银行经过改变和完善内部管理,06年上市,工商银行上市有层意义,第一层,工商银行是A+H上市,就是IPO,其实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可能很多忽略了,全球最大的IPO,可以不在纽约、伦敦完成,在中国我们自己的市场上A+H可以完成,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已经相当可观了。有的人没有注意到,当时这个情况对纽交所冲击非常大。
第二个,工商银行上市以后,我还是董事,曾经有一个倡导,工商银行的市值开始超过花旗银行,后来过了几天,几分钟时间之内市值比花旗银行高,金融危机之后也是,不仅是工行还有其他的银行。经过这么多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监管都有相当大的进步,有相当高的成就,还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
讲到这里,中国金融的全球化现在必须做了,在中国金融全球化道路的过程中,我想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第一,我们需要了解西方世界在金融监管和运作方面的经验以及教训。第二点,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的教训。第三点,在基础上展望中国金融业的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全球化的挑战。
接下来从我们嘉宾身上分享到他们的精彩的发言和真知灼见,下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今天的主旨演讲嘉宾,首先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先生。第二位嘉宾,蔡乐生主席 ,第三位演讲者,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杨行长。
下面有请戴理事长发言。
戴相龙: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到下个月我们参加WTO十周年了,中国经济势力迅速的增长,确实可以加快金融国际化,但是又碰到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至今还没有恢复,又出现了欧洲债务危机。在这种机遇和风险具在的时候,我们认为中国还是需要积极稳妥的参与金融全球化。
第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客观需要,经济全球化促进了金融全球化,以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以及经营管理这些货币的大型金融集团,以及纽约伦敦等大型金融市场组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对全球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经济体应该参与到金融体系中去,而且进一步改制、改革的改善这个体系。中国需要参与金融一体化,中国的出口在世界是第一,而且增长很快。我们不能永远大量的用贬值的货币里计价,我们在国际上有2万亿的净资产,我们不能永远购买国债。我们国家的资产配置也存在问题,社会资本形成能力很弱,大量的企业是通过银行贷款,处置一个风险又产生一个风险。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有条件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占世界三分之一,境外金融资产是2万亿,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四大超大商业银行已经上市,市值是世界上前五名。我们参加WTO十年,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基础。
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要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因为我们总认为我们开放慢一点、风险小一点。上世纪美国大萧条,我们是人本卫。2008年美国出现危机,我们很少风险,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更少开放避免风险。我们应该竖立科学的风险观。
第一全面的认识风险,有投资风险、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等等,要全面观察,不能光看一方面。
第二,金融风险通过改革开放解决。
第三,我们要提高对风险的认识和反馈以及处置能力。
参与金融全球的风险是什么?金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货币、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组成的体系,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核心内容至少有四点,第一,中国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中央政府的文件和国家领导的讲话当中,没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只是说要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贸易的开展。在2008年10月份20国集团峰会上我们胡主席提出,要促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提出一个命题,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
人民币可兑换,不等于国际化,现在全球有20多个国家的货币宣布可以兑换,但是不等于20个国家的货币都是国际化的。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比人民币可兑换要求高。上面已经讨论了,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分三步,第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贸易中的结算的作用,使人民币成为商品进出口的计价工具,我认为现在已经开始用人民币来计价计算,达到1.6万亿元,今后发展会很快。第二个,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当时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我认为把印度、俄罗斯、巴西在本币可兑换方面比我们走在前面,因此我认为今后五年到十年出现人民币可兑换是具备条件的。
第三,通过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谓储备货币必须非常方便、保值,进行自由兑换,可以有利于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尽管如此,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人民币作为国际外汇储备的比例,和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和全球的经济比例大致相当。我认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逐步做到。
作为国际的结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间比较长,要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可能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第二个,跨国金融集团,我们国家的计价规模已经很大,而且已经上市了,资本回扣率在25%以上,离跨国集团很远。
第一,综合服务很差,第二,盈利是靠中央银行给予盈利很大空间,存在立场三个百分点,在台湾只有一个百分点,在香港只有1.5个百分点,这是靠很大的存贷获得利润,要走向国际缺乏竞争能力。所以中国参加金融全球化就是要提高综合服务功能。过去我在交通银行,开始就是全民银行,在银行内部设立保险投资,还有一个方法,银行控股公司的做法,银行为主可以控制保险证券。第三个,金融集团能够分别投资银行、保险投证券。中国适合第二种、第三种的做法。
另外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扩大境外市场。
中国金融全球化第三个内容,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应该继续发挥北京作为全国金融管理决策中心,同时加快上海的建设,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邓小平先生、中共中央的决定。2009年国务院下发一个文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出来一个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步伐还是漫长的,上海的金融银行保险注册在上海的很低,而且上海的GDP在中国城市是名列第三,我们觉得应该加快中心的建设,特别在推进资本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比如说促进中国的人民币兑换外币走出去。
还有一个,一定要组建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总资产上万亿美元的大型金融集团,除此以外,我感觉到我们大型金融机构设在北京是历史决定的,这个不能改变。我们不能光纯贷款,要看各种交易,现在有一些大的银行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是将来的趋势。
第四个,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培养更多的参与金融全球化的人才和服务机构。第三,中国参与全球化坚持改革,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解决了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上市的问题。那么过十年,将来我们要改为重点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以国际化为重点开展各项改革。
所以我是建议通过国际国内的执行机构,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国家的科学决策,制定今后十年参与全球化的目标、步骤这样一个十年规划。同时我认为今后的金融改革的重点将集中在货币的定价、汇率的定价方面,没有人民币异地的市场定价,没有汇率的管理市场化,要想市场化很难,国际化也是很难的,别人这么做我们不做怎么行,我们三个百分点,人家1.5个百分点,这怎么行。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行政机制的改革。
第三个,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问题,就是要更好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优势,而且通过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为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来贯彻落实。
谢谢大家。
赵海英:全球化是中国的需要,他以前是银行家、监管者,带来投资的色彩,讲了整个中国的风险配制问题和风险管理。
下面请蔡鄂生蔡主席发言。
蔡鄂生: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年会,刚才主持人对这个题目的内容做了一个介绍。现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初期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对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而且经历了这么大的动荡、变化,我相信认识各方面都是不同的,因为视角不一样。从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特别是金融WTO以后,不管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相对上个世纪来讲都是很大的变化。我在这里介绍一下银行机构在海外的情况。
到去年年底,五大大型商业银行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共设有89家一级境外的营业机构,收购和参股10家境外机构,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五家分行、五家贷款处,连城市商行也走出了境外,有两家贷款重组。我们这些机构在外面除了传统业务以外,贷款投资、证券投资其他各类新型业务,财务顾问、现金管理服务等。
我们在参与国际化过程中,在机构发展和境外投资上还采取了一些市场行为,比如国家开发银行投资巴克莱银行,这些行为都是遵循着国际市场的规则来操作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的竞争力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的加强。
另外一个,在人才培养和培训方面,这个是我们在全球化,特别是今后当中是一个短板,这方面我们也是短板。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引进来的步伐也是很快,到10月末,01年10月末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40家分行,营业性分支机构700多家,现在这些机构在华资产总额2万多亿,存储人民币资产也是70%多。所以从机构的数量来讲,我觉得引进的步伐和速度、市场开放度都是相当快的。在一些非银行领域,包括消费金融公司、汽车公司我们都引进了境外的投资者,所以说我们的市场在全球化过程又是一个开放市场。尽管在一些人眼里认为开放的程度不够,开放的程度够不够要根据历史的进程和客观的条件以及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步伐。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不快不看周围环境的变化,像刚才老领导讲的对于风险的问题会提早到来。
第二个,作为监管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机构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始终是有三个注重。一个是注重加强监管,我们提出了审慎支持、有的放矢,防范风险可持续发展十六字方针。另外银监会注重全面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监管的气氛。到目前为止,银监会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监管合作备忘录,直接参与的国际金融组织有7个,包括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等。第二个注重,注重把握时机,与国际先进地方相比,我们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有待提高,无论是业务产品还是管理的技术存在着一些差距,海外发展肯定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银监会一直要求在大力推进自身改革过程,全面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时银行兼顾自身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现实需要,恰当的把握时机,准确的选择市场。学习和借鉴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在创新能力、风险控制和经营方面实行互补。
第三个,想简单的说一下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来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发展的鄙人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现在危机还在继续的状态下,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不管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走出去的步伐不长,还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这些问题都是要我们认真的认识和判断。刚才的讨论听了一下,不是说现在就能够拿出一个药方来,病找到原因没有?也可能找到了原因,但是是表层原因还是深层原因,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实际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存在表象,或者是一些现象上,我们很难从根本的体制和制度上来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另外,既然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历史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正常。遇到了问题你马上就解决还是大家共同努力,现在各国都在致力于为全球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像现在面临的欧债危机,各国金融业、银行业出现的问题,都在准备工作。但是跟历史上发生的危机来看,可能药方和我们的药不能马上见效,是不是因为生态污染,药物的治疗退化了,还是因为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当行为,都需要我们去认识。
所以说作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想很好的抓住机遇,我觉得第一个不能急,作为我们机构走出去也是一个过程。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分行有80年代的历史,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现在对于我们监管者来讲,面对这样的形势,要做到未雨绸缪,科学谋划,坚定信心,稳妥推进,把握好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还是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次危机给大家带来的思考,我觉得应该是深刻的。所以说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的态势和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市场广阔前景美好毫无意义,潜力也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能够住机遇。能够使我们的金融机构立足于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大做大自己的核心主业。
第二个,强化风险管理,现在的风险形态和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没有达到现在程度的时候,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或者加上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风险的传导,由于舆论的传导非常快,对于事实的现状的了解不清楚舆论就已经出去了,实际上这个事情不一定很大,但是信息和大家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样带来的风险和反过来处理问题带来什么影响,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巴塞尔协议核心原则怎么把握,作为我们国家的银行,风控基点和风险底线怎么把握,我们要做好。
第三个,科学发展战略,一定要看到国际化是长远发展的必然趋势,要督促我们银行,结合自身的情况,统筹考虑,谨慎发展。
第四个,加强文化和人才的融合,市场开放需要一个市场融合,由于文化地域差异和管理的差异,要想抓住机遇对于我们素质的提高、队伍的锻炼,这是我们最基础、最现实的考量。而且这个现实可能比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还要艰巨,直接关系到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高与低问题。
第五个,大家处理危机当中提倡的加强国际的监管合作,共同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现在世界的变化,包括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快。比如我们这个体系,我们社会各国本身在体制机制,甚至说制度,对于这种变化的支撑程度,坚实程度,现在有多高,能够支撑多长,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于我们现在中央国务院采取的政策、认识,我觉得是符合我们的现实发展阶段的要求。所以还是要抓住机遇,应对这些问题,把我们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真正的打造成一个坚实的牢固的基础的市场地位上。
谢谢大家。
赵海英:刚才蔡主席从金融监管角度发言,有一点和戴理事长一样,下面有请杨凯生行长。
杨凯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的年会,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中国的银行业应该不应该国际化,中国的银行业如何实现国际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刚才戴理事长、蔡主席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现在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我觉得自从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实际上是有人对经济金融应该不应该全球化提出了质疑的。
在中国我想也有朋友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应该不应该国际化,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先介绍一下工商银行在这一方面的基本情况。
工商银行在1992年,也就是说在将近2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跨国的经营,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设立了工商银行第一家的海外机构,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工商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到今年的三季度末,工商银行已经在30多个国家设立了234家境外的机构,在全球主要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都有了工商银行的机构。一个跨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的全球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加上我们现在正在等待有关国家的监管机构最终审批的几个项目。那么到明年上半年,工商银行的海外机构将可以覆盖4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如果算上工商银行现在控股的南非标准银行在内,那么目前工商银行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覆盖了全球的50多个国家。
得益于这几年来我们的努力,工商银行的境外机构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良好的态势,目前作为工商银行来说除了我们集团已经连续几年保持了在全球金融机构中盈利能力第一的领先的优势之外,到今年9月底,工商银行海外总资产1230亿美元,集团全部资产将近24000亿美元,刚才戴相龙先生提到,希望中国涌现更多总资产超万亿美元的金融集团,我们接近24000亿,我们的海外资产是1230亿美元。但更值得我们高兴得,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在30多个国家200多家盈利机构,包括刚刚设立的机构都是盈利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我们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海外机构的资产、海沟机构的利润在全行的总资产、总利润占比仅仅只有5%。这里虽然有工商银行自身资产总量、利润总量十分巨大的因素之外,也应该坦率的承认,工商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程度仍然是有限的。在现在还谈不上一个真正国际化的银行。
我认为国际化的银行在全球的资产配制有一个比例,究竟这个比例多大合适,也很难有一个定量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5%我认为是偏低的。所以我们认为工商银行的国际化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
在这里我有几点看法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尽管发生了新的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现在我们全球的经济金融确实遇到问题,而且整个经济复苏的过程也出现了曲折性和差异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此改变,甚至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进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在加快。因为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相关性在不断的增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深刻互动。
201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将近600亿美元,今年对外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虽然全球贸易合投资往来的不断加强,中国的银行业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快提升全球的金融服务能力,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第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下,银行的国际化顺应客户的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不仅中国的企业已经在全世界170多个国际和地区设立了1.3万企业,中国世界500强大企业大多数在中国都有他们的投资,其中多数已经成为工商银行的客户,工商银行境内客户当中也逐渐演变成在海外经营的项目。
从个人需求来看,中国居民跨地种、跨国际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海外的华人回国投资、回国理财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很显然这些客户迫切的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满足他们国际化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如果工商银行自身没有实现国际化,没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金融服务和管理手段,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效的服务我们的海外客户,必然会丧失越来越多国际化的本土客户。最终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发展。国际化的发展水平和全球化的服务能力,已经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一个跨国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第三点,国际化仍然应该是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共同方向,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金融监管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一部分受到危机冲击比较严重的跨国银行实施了业务收缩的战略,他们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剥离一些业务,出售了一部分资产,开始回归他们的核心业务和核心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受危机影响比较小、实力相对比较强的跨国银行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战略。他们意识到通过加快国际化的发展,自身的品牌共用、后台共享和风险分散的效益会进一步凸显,有助于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我们相信打造资产业务和经营地域多元化国际化银行仍然是未来全球金融机构发展的趋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的总结以往的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把握住风险,稳健迈出自己的步伐,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国际化发展模式来看,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在实施国际化的过程中都有他们不同的道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最佳的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他们自身的发展模式。这些年来工商银行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总结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摸索出一条比较适合工商银行实际的国际化发展路子,首先我们坚持全方位、多维度的推进国际化发展。我们认为我们所谓的国际化发展应该既包括建设我们全球化的经营网络,实施跨国经营,也包括我们经营好发展好我们境内机构的国际业务、外汇业务,还包括推动本外币业务的一体化,以及境内境外机构的整体的联动。既包括资本、业务、产品、客户、IT系统建设等经营要素的国际化,同时也包括在公司制度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化。
其次,我们坚持在全球的经营网络的建设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我们坚持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并存,同时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因为我们认为新兴市场的成长性比较好,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比较强,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采取直接增设我们自身的分支机构的同时,也注重运用并购的方式来拓展我们的境外网络。我们非常谨慎的对待每一次的购并,坚持选择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对象、合适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进行十余起海外的并购,都是成功的。
第三,我们要持续的强化境内外机构的统一管理,在海外机构200多家机构投产了多语言、跨时区的全球一体化的IT平台。目前我们在所有的海外机构新机构设立的时候就直接投产这个系统,同时对每个收购过来的现有的机构,也都将他们原有的整合入我们的新系统,由此实现境内外IT系统的互联互通,以便做到全球机构当中共享客户、共享产品信息和数据资源,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和境外机构的多元化的优势,我们积极推进了符合各地市场需要的境外的产品创新活动,将境内的产品线延伸到境外,形成服务链。同时我们还综合考虑各级境外机构的地缘优势、牌照范围和资源,把具备条件的机构打造成全行的某一项业务的中心,在支持境外机构扩大规模增加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他们对集团的全球服务链的贡献。我想下一步工商银行继续坚持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争取为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合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谢谢各位。
赵海英: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先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演讲者的精彩讲演,也请我们的嘉宾发言。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IFF顾问沈联涛,春华资本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IFF顾问沈阿根廷前财政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新加坡星展因CEO Piyush Gupta,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中国银监会首席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德地立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沈联涛:简单说四个点,利率走出去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金融体系协助走出去,以货币走出去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稳步走出去。
第二点,我们要走出去就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有一个系统性的视野,什么意思呢?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毛病,每个国家每个金融机构都是看它监管机构,一般都是看自己的角色,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但是实际上现在发觉整个全球系统是一个大系统,是一个大网络,网络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集中的,它的里面的互动、反馈机制,到出来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开始认识,不但自身有风险,系统性里面也要有风险,怎么认识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点,你是一个系统逐步逐步全球化、逐步逐步国际化的,是一个系统的,要有全面的配合、配套,怎么来逐步走出去,走出去是一个全国性、全系统性的战略,不是这一部分走出去,那个没有办法走出去,也是一个互动,走出去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合作。所以全球的合作性是非常关键的。
第四点,你要走出去,你肯定要符合全球标准,意识到金融系统要标准化,为什么说标准化是最关键的?我发觉你要看系统的问题,你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你很难评估自己的效率、稳定性,你的风险在哪里。很多我们的误解就是不同的标准去评价不同的风险、不同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标准化非常关键。我个人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标准化这个题目,看得非常准,我对走出去是赞成的。
赵海英:下面请胡祖六胡先生发言。
胡祖六:今天讨论的题目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及时。我刚才听了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各位领导的精彩演讲,收获很大。
我讲一个观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术界、政策界还有公众对金融全球化的问题有很多担心,因为这几年全球金融危机,最近欧洲的问题,让很多人觉得金融全球化有很大的风险,甚至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这种看法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流行,我参加很多论坛,在大学、研究所,还有一般的论坛,这种观点非常普遍。
我做了一项实证研究,看了58个国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新生市场,有一半是发达国家,从二战以后,1945年以来,60年时期,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一个基本的结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与金融的开放度,几乎没有相关性。那么这一个实证的结果跟很多人的直觉是反过来的,不相符合的。而且我们看很多案例,大部分金融危机,不管是汇率的危机、银行危机、财政危机,或者是债务危机,绝大部分危机都是本国制造的。跟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政策,跟它的经济失衡、机构失衡、财政福利政策、银行监管、风险监管能力紧密相关,跟金融是否开放,几乎没有相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做这么一个实证研究对我们国家今天在探讨我们的金融全球化,整个改革的思路、进程、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起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中国有可能在劫难逃,当然最后证明,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了市场,所以中国成功的抵御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有一些学者,以克乐普德曼为代表,中国之所以逃过,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本管制,挽救了中国,这个是错误的,当时写一篇文章,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我们建立了长城,历史上中国一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长城只是给我们提供心里安慰。所以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看资本管制,以为中国金融经济可以高枕无忧,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反过来,如果我们有程序的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还有资本的跨境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会带来新的风险,跟我们的宏观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稳定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比较审慎的宏观政策,有效监管,特别是金融机构、企业风险管理有效,那么这些下行风险完全是可以控制和避免的。
所以我结论就是说,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谢谢。
赵海英:谢谢,他坚定了国际化,今天从宏观角度谈了很多证据,提醒我想起来,中国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有一个大臣说,我们把长城重新修起来抵御外地,有长城我不也是打进来吗?你认为能抵御我们打进来吗?
下面从宏观的视角,我们请多明戈卡瓦罗给我们讲一下他对全球化的观点。
多明戈卡瓦罗:我很快讲一下,因为明天我还会作为主旨演讲人给大家讲述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就中国而言,而且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你们是非常的谨慎,这个进程可能比较慢,但是成效非常明显。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来看一下,比如说金融债券国际化,我们应该针对宽泛的话题进行探讨,我相信对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还有对于金融的国际化来说,他应该是伴随着人民币的全球化,而且也伴随着中国商业的国际化一同进行发展。
因为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应该寻找机会来不断的进行金融的投资,不断的开拓贸易,同时也应该积极的来参与到一些货币、融资,以及对于债券、股票的投资活动当中。因为对于这些活动而言,确切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来帮助我们产生杠杆放大的效应,能够来充分的发挥金融或者是财政的效应。
对中国来说有利的一点,现在对于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他们将能够在新的监管的环节当中进行,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解决自上一次的金融危机以来所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在欧洲,他们所遭受的债务的危机,就能够得到解决了。我们希望能够侧重于来提升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要进行足够项目的评估。对于企业来说得到融资一定要进行评估,同时我们在评估风险的时候,如果银行参与到一项全球的活动当中,你们一定要进行风险评估,因为这涉及到这一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成功与否。
中国不应该来重复像欧洲、北美、银行所经历的道路,因为在提供融资的时候,尤其是向一些主权国家提供融资的时候,他们谴责政府,因为他们建立了欧元的体系,实际上银行来负责对于,像一个国家或者不同的国家借贷的风险,应该评估主权借贷的风险,以便能够来避免出现过度的债务,也应该评估风险在哪些地方。所以就国际化的进程而言,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有各家银行的机构,应该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赵海英:谢谢多明戈卡瓦罗,他看事情非常全面,在我们实际执行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下面我想请霍学文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下他的想法,他的角色不同,是地方官员,刚才戴相龙理事长提到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我们想听听他的看法。
霍学文: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就金融发展来讲,除了取决于规模大、质量好,同时有竞争力之外,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核心的问题在于人才,对于金融人才的培养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我们所遇到的金融危机,我们会看到在金融危机过程,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即使经过危机,我们会看到核心竞争力还在,在于哪呢?在于人才,虽然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我相信他经过一段时间还会显示他的竞争力,也在于他的人才。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人才上,对人才的发展来讲,是一个立体化的结构。如果用坐标来表示,应该是三个轴,纵轴是不同的监管人才,虽然对人才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义,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战略人才、经营人才、业务人才,或者说监管人才,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金融业打造的更强大。因为金融业核心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是以国家的监管、国家的培育为后盾。
第二个,不同行业的专家,如果一个金融机构有了专家,有了以专家为核心的团队,一个企业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到造不同行业的专家。第三个轴就是金融机构的培训体系,金融机构的培训体系如果没有或者不重视,确实很难。去年有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学了三个月,透过三个月的时间,从上到下,从管理层到基层支行行长,每天谈六到八次,400多人,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先进,也确实是稳定的,而且就培训来讲,他是全员培训,所有到蒙特利尔银行的人,无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新入职的人员,一定要学,大家一起学蒙特利尔的文化,其次一线员工有一整套完整的对待客户的问答,透过问答了解客户的每一个需求。同时在在人才培训特别注重企业文化,如果你再能够赚钱,文化,个人行为与整个银行相矛盾,会被剔除,宁可不要利润,也要完整的文化体系。他是完全建立在人才培养和文化基础上,是全员的风控体系,非常严密。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由业务驱动转向了战略驱动,也就是说,他们对风险的认识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把资本透过董事会、资本分配委员会配置到每一个行业,比如说银行业、证券业或者是商业银行和个人理财,透过三个方面的资本配置,如果资本市场做交易必须配置到每一个交易员的桌子上。每一个人都有最大的资本损失额,只要覆盖就不存在风险,研究什么呢?没有发现的风险才是风险,他们非常注重这种全员的培训,而且是以风控为驱动。这样整个业务发展有了一个依归。
我们国家的人才培训有三个方面现在没有解决。第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在准备吸引国际金融人才,吸引高端人才,但是高端人才的税收问题没有解决。我觉得中国的金融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创造了很大的税收,我以北京为例,北京的金融业为全北京市的税收贡献率达到40%,那么这么大一个比例,我们对金融人才来讲,如果吸引一个国际金融人才进来,要交45%的税,所以有一些外资银行在北京雇的人不愿意在北京拿工资,在香港拿工资,对于法人机构很难来管理,我相信胡祖六先生很有提升,曾经在高盛,高盛曾经面临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出入境的管理有待提高,183天呆完之后必须得回去,他们都是计算天数的。
第三个,我们对于国际金融人才子女入学问题和一系列人本化的服务还需要加强。
赵海英:谢谢,人才对企业重要,对税收降的更低一点,会吸收更多的人才,下面请德地立人发言,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和大家分享。
德地立人:我现在是在中信证券负责投行业务,中国的资本市场所谓全球化国际化的角度谈一下想法。
大家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规模也是相当大,比如说债券,去年是1.8万亿的发行量,今天可能到2万亿,股票去年大概是6千万现金,包括非现金超过1万亿,往后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盈利在不断上升,投入者资金相当大,因此我认为这个市场一定会往前发展。现在这两个加在一起跟银行的贷款比例比,不到15% ,直接金融这部分还是落后于间接银行的贷款,而美国光是债券在2010年高达38%,我想这种直接金融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从国际化的角度说,尽管国家政府已经比较早的做了弥补,在整个的金融产品在市场占有率非常低,可能不到2%。使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带来障碍,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利率这部分,大家也看到,实际上目前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在开始,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债券的发行,债券发行比例越来越多,实际上银行在买,保险公司在买,信托在买,很多个人投资者在买,这样出现什么?脱媒,银行的力量还很大,直接金融的力量越来越大,脱媒的结果,债券的市场还会破大,从海外的市场经验来看,大家会知道实际上会出现一批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银行贷款证券化,还有房地产基金等等,尤其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的问题,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生命力和解决金融实体经济比较好的推进作用,尤其在中国,银行贷款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因为有巴塞尔协议三的要求,资本金提高要求非常大,发行上市以后已经做了一轮很大的国内海外的银行的融资,第三轮可能也要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不能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银行贷款的证券化市场又非常主要。我想市场利率化过程当中,给整个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机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我的立场不好说什么,但是刚才我听戴相龙理事长讲的非常令人鼓舞,很有分量,让我感到非常好,现在中国国内没有多少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或者方向问题没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怎么样去做国际化,我想可能就是这方面可能意见不一致。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国家的货币相对来讲自由兑换会对国内的资本市场,不仅仅是货币品种,从各种创新的产品以及市场流动等等,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一方面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觉得利率市场和和人民币兑换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至关重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率市场化在前,人民币自由兑换在后,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币开放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国内和海外的套利,扰乱国内的金融秩序。
所以我想最后一点挑战问题。其实几位领导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一方面市场开放或者利率市场化给实体经济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有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很多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日本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日本当时90年代和现在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估计所谓国际游资,或者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的规模,大致10倍左右,在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中国政府采取谨慎的态度我认为完全可以。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的,巴西和印度能够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也可以做。因为有很多国界的经验可以借鉴,主要是制度方面、监管体系方面,还有深化各种金融产品的市场方面以及对相关的投资者教育方面,我相信这个事情可以做。
最后一点我想讲讲中国投行的国际化的问题,16号在香港发行了H股,目前价格大概是20%左右,在这样的市场低迷情况下,我们获得投资者的亲睐不容易。这是我们走出国际化的第一步,将国内的优势进行国际化,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跳跃可以达到国际化的机会,首先把香港这个地方站住之后,扩大亚洲,尤其是美国、伦敦这样的地方,抓住一个制高点,我们的发展战略,专注中国业务的世界的投行,在5到10年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感觉现在整个经济是往东方移,在金融市场逐渐东方移的情况下,十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跟美国的经济能够相提并论的情况下,中国最好的证券公司谁说不是世界最好的证券公司之一呢?
赵海英:虽然时间很短,能够稍微多讲一点,中信证券的市场国际化问题,本身的国际化路途也还有一点坎坷,有惊无险,现在要买另外一家外资的金融机构,从本身来讲应该注意什么?
德地立人:不是我说的话,是董事长王东明说的,我们不做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重要。
第二个,刚才我讲的是我们要做的是发挥国内优势延伸到国际业务,我们可能不在海外在美国做一些IPO,但是一定要做中国企业在香港甚至未来到美国去上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对发行体比较了解,对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完全有优势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国际化应该跟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紧紧连在一起。当我们去买10%的股权的时候,我们发现杠杆率非常高,而我们只有1.2%,这是国内监管要求,另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产品用自己去投资的关系,我们的杠杆率今天仍然是1.2倍,所以我们的安全性相当高,而ROE是15%左右,下边需要逐渐逐渐的健康的提高我们的杠杆率,使得能够提高我们的盈利率,但是国际业务也是这样做。
赵海英:跟工商银行很相似,不要做其他不理解的从中国客户走出去做国际化。下面请Piyush Gupta先生讲话。
Piyush Gupta:我想说三个要做和三个不要做,对于这个要做的,在今后十年非常重要的机会,进一步扩张国际化,像刚才的演讲家说到的,我们中心开始向东部转移,所以很多的欧美银行,即使是像汇丰银行有一些缩减,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银行可以在全球建立网络的机会。尤其是在新兴的市场上,在亚洲之所以这么做,并不用进行大型的并购,还有另外的模式,像市场上的汇丰他们也采取了自己的战略,之所以这么做,非常的重要,不仅要满足中国的客户,也要不断的打开窗户。
第二点,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运作,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么做非常明智,这是一个过程。在今后五年当中我们有必要来助推人民币贸易的系统,在新加坡已经有了,当这样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这一点能够刺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于私人的财富来说,他们也能够来拥有中国资产的某一些产品的组合。因此这个是需要的,而且这个过程要非常的谨慎。如果要打开经济会引起很多热钱的涌入,如果采取非常精神的逐渐的过程,应该会避免这方面的问题。
对于国内金融的体制来说,尤其是要建立自由化的体制,在五年的规划当中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允许各种的资本能够自由的流进流出中国,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我们可以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管体系,但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可能不是太一,而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说,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以便能够来培养人才。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金融的小的领域,能够进行银行或者资产管理方面来组成一个生态的系统,来寻求人才的领域,在新加坡进行工作。以个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在过去的20年当中对于我们全球危机当中学到的教训,对于各个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会来进行外包,他们把一些业务给外面的公司,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现在对于过程都太负责任了。但是我们对于下面的市场来说,我们最好来看一下有关的价格是怎么进行调整的。我们要看一下对于流动性而言,市场的流动性多高。他们必须直接对于信贷的决定做出负责,而不是外包给别的公司。
第二点,对于金融机构,他们要看一下你们有一些长期的资产,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产品要非常的平衡,要看一下期限或者是要看一下名义的价值是多少,如果侧重的是名义的价值,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些方面避免风险。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的考虑,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流通性,而且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期限是多少。
最后我们认为要组成一个全球的智囊库,我们在这方面很遗憾,大多数的想法涉及到新的金融机构,由欧洲或者美国驱动的,他们在欧美有很多经验没有错,现在我们所处理的议题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市场,而在这方面在新兴国家没有足够的领导力,我们应该设定什么样的资本规则或者什么样的市场机制是恰当。我们看一下巴塞尔协议以便找到新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新的日程是什么样的。
赵海英:下面请下一位嘉宾发言。
岳毅:这几年中国的银行业全球化发展不错,现在整个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竞争资产大概在5千亿左右,现在在海外的机构总共大概有1200多家机构,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和澳门已经成为主要的银行,在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国际中心,但是中国的银行全球化的战略走出去这种步伐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步伐还不够相吻合,没有走出去企业这样的数量多,投资的金额大,步伐不够快。
第二个,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机构的数量,和在海外的盈利的贡献度,和国际化的大型银行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比如我们中国银行,现在是系统性的银行,是全球唯一一家,也新兴国家的唯一一家。利润贡献度在海外的资产占20%左右。刚才讲到整个中国银行海外资产5000多亿美金,中国银行占了4000多亿,工商银行1000多亿,对于未来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中国的银行业的全球化的布局一定要和中国的国家的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布局相吻合,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资金的实力,经营管理的水平和文化的融合度,适当的建立自己的海外网络。
第二个建议,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经营要立足于当地,开展跨国经营,资金来源应该多去职与当地,资金应用也要取之于当地,不仅服务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还要关注服务当地的跨国经营的企业。这样才能逐渐的从国际化的银行向跨国经营的银行金融集团迈进。
第三个建议,中国的银行业海外的扩张和发展,应该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考虑在海外中资机构比较多、业务规模比较大的地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同时为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人民币的发展,提升中资银行在当地的竞争力。
赵海英:第一步跟着客户走,第二步成为国际化银行。下面请奥特曼西门斯先生发言。
奥特曼西门斯: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观察了四年的风险的管理经验,我觉得中国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典范,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们不能够仅仅说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四年当中的参与者,不管是监管者还有其他机构,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发现对于监管机构还有市场参与者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不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最近去过希腊,在过去两周我在当地看到所发生的糟糕情况,他们和一些稳健的银行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因此所发生的游戏在市场上完全不一样,在中国新兴市场和美国或者欧洲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来了解对于美国和欧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错,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可以从企业,从监管机构开始,重要一点我们要采取步骤看一下在监管机构在银行的视角,来充分从这些错误当中进行教训的吸取,而且这是双方的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于监管机构,各个银行应该互相承担起职责。在大多数我所参与的情况当中,我涉及到亚洲的危机,今天上午我是非常谦卑的,我们要看一下华盛顿的机构,他们当时是什么情况,现在又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对于中国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和在西方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我在这要提出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力来采取全新的视角看一下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通过了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就。从外界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新的建议,而且通过为中国进行服务,那么我们就能够为全世界进行服务了。现在中国所处的位置,在这样的风暴当中中国已经是停靠港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对于西方的国家来说,他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过程,而中国也应该来从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进行相应的自省。
教训已经放在了桌面,这里的教训大家都能够看到,因为我们的讨论现在很吸引的是足够透明了,有足够多的人明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大家尽力做的更好,而且希望能够走出风暴当中。我也相信中国会继续来成为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能够在全球增长当中来进行协作。如果中国还是遵循以往旧的理论和道路,将会陷入很麻烦的境地当中。如果中国遵循的道路是对于过去十年非常谨慎的业务拓展的道路,那么就会变得很幸运,在将来我们很愿意和你们进行合作。对于其他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他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能够有一些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并不是由国际机构自动产生出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没有盛传措施的机会,我希望有新的观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全新的架构,我们希望在国际机构和各方面组织能够成为全新的政客,因为我们希望就这些标准来说,他们在过去没有被加以批评,而这其实是使得我们造成了错误,而且也导致了现在欧美糟糕的状况。
我认为刚才新加坡的发言人还有戴先生他们一块也谈到了国际化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现在位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全新的态度、理念和全新的参与者。
下面请连平博士讲话。
连平:刚才几位嘉宾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我感到很受启发,我不展开说很多了,就讲一个观点。
我认为未来大型的中资商业银行应该加快成为跨国银行的步伐,30年改革开放,1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中国已经无可争议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全球的金融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小,用一句不太确切的话概括,就是一个金融小国,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金融大国来说,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就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第二就是本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三,有一大批跨国银行。在资本输出来看,最近这几年中国的资本输出步伐明显在加快,我想未来这样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朗的。因为中国还需要全球的资源、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其他各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人民币也在加快步伐走出去,而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需要中国的商业银行更多的走出去,为中资的企业中国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家提供服务,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中小商业银行没有办法担当这个重任,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或者中型偏大银行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在全球金融战略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点来看,我觉得目前更多的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发展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市场行为比较浓,如果成为金融大国的战略,为更好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服务,还需要有适当的政策支持,有政策支持和市场的驱动这两个方面的轮子推动,未来商业银行在国际化发展才能走的比较健康。当然银行走出去肯定是有风险的,我很赞同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讲的,科学的对待风险。在我们有一些银行在我看来,觉得不出去或者出去少一点风险就少一点,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消极的,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发展来说,应该有一个比较积极的的,我觉得金融在全球的发展才能够走的比较坚实、比较健康。有比较好的发展。
相关专题: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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